殆知阁·中国古典文献

# 出版說明

　　邓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对“三家村”反党集团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批判。《三家村札記》是这三个反党分子化名吳南星写的一批毒草，从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于《前綫》杂志，共六十七篇，現在按发表时間的先后編排，集印成册，以便大家批判。

　　另外，邓拓的《燕山夜話》集子中未收入的《陈絳和王耿的案件》《鴿子就叫做鴿子》《今年的春节》三篇，也一并附在本书之后。

# 古人的业余学习（吳晗）

　　在封建社会里，学术文化是掌握在地主阶級手里的。因为只有他們才有时間，讀得起书，才有錢，抄或买得起书，和請得起老师，付得出束修。

　　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的穷苦人，这样也沒有，那样也沒有，讀不起书，更談不到掌握学术文化。

　　这是封建社会阶級关系的一种表現，教育被壟断，絕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学术文化領域之外，是普遍的基本的現象。說是普遍的基本的現象，也还是有不少的例外。

　　历史上有不少穷困的农民、穷人，发憤图强，克服困难，頑强学习，成为著名的学者。例子很多，現在只举列入儒林传的一些人，順便指出，正史里名列儒林传的大体是后一时代认为在某一学术領域有成就、有貢献的学者。

　　后汉桓荣年輕时和哥哥元卿在田里做活，一到休息时候，桓荣便打开书本，朗誦起来。哥哥笑他，白費气力討苦吃，中什么用？后来桓荣成为学者，哥哥才叹口气說，像我們这样农民，那能知道念书有这样好处呢！另一学者儿寬，从名儒孔安国受业，也是家里穷，只好为人佣作，带經而鋤，上学以后，給同学做杂事維持生活。虞溥江表传記张紘居貧，躬耕稼，带經而鋤，孜孜汲汲，夜以继日，至于弱冠，无不穷覽。晋徐苗白天耕种，晚上念书。梁沈峻家世农夫，他发憤好学，白天黑夜，努力钻研，到困极时便拿棍子打自己，后来博通五經，尤长于三礼。孔子祛耕耘樵采时，还带着书念，一到农閑，越发努力，成为古文尚书学者。北齐李鉉春夏务农，冬閑入学，成为当代經师。

　　也有的是看猪，放羊，放牛的苦孩子，經过刻苦努力，成为学者的。著例如后汉的承宫，七岁时替人放猪，同村春秋学者徐子盛正在讲学，承宫每次經过，在門下偸听。主人发見了，要打承宫，徐子盛的学生出来阻止，承宫就此留在徐家，替学生們砍柴做杂活，一面学习，終于有了成就。晋朝王育替人佣工牧羊豕，住的地方靠近学堂，他便趁空撿些柴火，卖了錢請人抄书，晚上用蒲叶学写字，終于博通經史。前燕张悕也靠牧牛过活，他和王育一样，撿柴請人抄书，在树叶上写字，成为学者的。

　　他們解决生活和学习的矛盾的方法，是边劳动，边学习。沒有书，便自己抄，如梁朝袁峻家里穷，买不起书，便向人借书，自己抄写，每天抄五十张紙，不抄完不休息。任孝恭向人借了书，每讀一遍，諷誦略无所遺。三国演义里諸葛亮舌战群儒，对手之一的闞泽，是替人抄书出身的，他抄了一遍，便記得了。

　　上面所举的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例子。由此看来，在历史上，尽管封建地主阶級包办了学术文化，但是学术文化却不尽出于封建地主阶級，穷苦农民和牧猪放羊的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持久的毅力，不懈的学习，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攀登当时学术的高峰的。当然，这些人在成为学者以后，或者有了田地，或者做了官，阶級成份变了，那是另一回事。

　　克服困难，勤劳学习，这是我們祖先的优良传統，是值得发揚的。

　　业余学习之风，古已有之。不同的是古人只能凭个人的努力，而今天呢，有各种各样业余学习的机会，党和政府为願意学习的人們准备了一切条件，看看我們先人的榜样，不是值得我們思之重思之嗎？

　　〔原載《前綫》1961年第19期〕

# 从走路和摔跤学起（廖沫沙）

　　对新生事物，尤其是在革命中出現的新生事物，除开有阶級偏見的以外，人們在认識上还有两种态度（也就是观点）：一种是积极的，即永不安于現状，只要是对旧事物有所变革，有所发展和前进，虽然不完善、不成熟，甚至有缺陷，也采取欢迎和贊助的态度，努力求其完善，以代替旧的事物；另一种却相反，在原則上似乎不反对新事物的出現，但是圓睜两只眼睛，遍身寻找破綻，一旦有所发現，哪怕新事物的缺陷只不过針尖那么一小点，而且是次要的、不是本质的缺陷，就立刻大惊小怪，或者徘徊观望，忧心忡忡。

　　只要不属于阶級的偏見，不是根本反对一切新生事物的存在，就属于认識問題。在认識上的这两种态度，一望而知，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錯誤的。但是錯誤的并不就等于恶意的。也許恰恰相反，是一番好意，一片好心，正像許多好心好意的人，也难免要犯錯誤一样。問題是如何正确地认識事物发展的規律。

　　事情眞是巧妙得很。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在报紙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論文——“第六屆萊茵省議会的辯論”，就接触到事物发展的規律和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問題。这篇論文連載于一八四二年五月的上旬和中旬的“萊茵报”。那时候馬克思主义还沒有創立，馬克思还不过是黑格尔的左派，“萊茵报”也不过是有革命民主主义傾向的报紙，但是馬克思在这篇論文中所表現的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已經嶄露头角。这篇論文虽是討論出版自由的問題，但也牽涉到代議制。这是一篇嬉笑怒罵、妙趣繁生的論文，不仅揭露了反动統治阶級书报检查令的丑恶面貌，而且揭开了所謂“等級議会”（相当于省議会，大多数居民沒有选举权，而且职权小得只有地方經济和省政的諮詢职能）的欺騙性。

　　我这段介紹似乎說得太多了。但是这既是馬克思的第一篇論文，它的本身又包含了一种新生勢力对旧勢力英勇战斗的姿态，所以不可不多介紹几句。現在“言归正传”。問題是从萊茵省議会辯論出版物有所謂“好的”与“坏的”，人类“成熟”与“不成熟”，言論自由还需要教育等等开始的。馬克思对“不成熟”論駁斥道：

　　> “如果人类不成熟成为反对出版自由的神秘論据，那末，无論如何，书报检查制度就是反对人类成熟的一种最現实的工具。>>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結束。这样，把人弄死以求擺脫这种不完善状态应該是最合情理的了。至少辯論人在企图扼杀出版自由的时候是这样推断的。在他看来，眞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終身处于襁褓之中，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經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們都成了襁褓儿，那末誰来包扎我們呢？如果我們都躺在搖籃里，那末誰来搖我們呢？如果我們都成了囚犯，那末誰来做看守呢？”

　　看来这段引文又抄写得太长了。但是該說的話，都抄下来了。对新生事物，只能有这样一个态度才是正确的：“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經过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重复抄下这些話，难道不是比什么都更說明問題么？

　　〔原載《前綫》1961年第20期〕

# “伟大的空话”（邓拓）

　　有的人擅长于說話，可以在任何場合，嘴里說个不停，眞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絕。但是，听完他的說話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記得他說的是什么了。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到处都可以发現。說这种話的人，有的自鳴得意，并且向别人介紹他的經驗說：“我遵守古人語不惊人死不休的遺訓，非用尽人类最伟大的語言不可。”

　　你听，这是多么大的口气啊！可是，許多人一听他說話，就譏笑他在做“八股”。我却以为把这种話叫做“八股”并不确切，还是叫它做“伟大的空話”更恰当一些。当然，它同八股是有密切关系的，也許只有从八股文中才能找到它的淵源。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有一篇八股文写道：

　　“夫天地者，六合宇宙之乾坤，大哉久矣，数千万年而非一日也。”

　　你看，这作为一篇八股文的“破題”，讀起来不是也很順口嗎？其中不但有“天地”、“六合”、“宇宙”、“乾坤”等等大字眼，而且音調鏗鏘，煞是好听。如果用标准的八股調子去念，可以使人摇头摆尾，忘其所以。

　　但是，可惜得很，这里所用的許多大字眼，都是重复的同义語，因此，說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塗，或者等于沒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話的特点。

　　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話在某些特殊的場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說空話的本領教給我們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因此，遇有这样的事情，就必須加以劝阻。

　　凑巧得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詩人的口气，編写了許多“伟大的空話”，形式以新詩为最多，并且他常常写完一首就自己朗誦，十分得意。不久以前，他写了一首“野草頌”，通篇都是空話。他写的是：

“老天是我們的父亲， 大地是我們的母亲， 太阳是我們的褓姆， 东风是我們的恩人， 西风是我們的敌人。 我們是一丛野草， 有人喜欢我們， 有人討厌我們， 但是不管怎样， 我們还要生长。”

　　你說这叫做什么詩？我眞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不看題目，誰能知道他写的是野草頌呢？但是这个孩子写的詩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

　　这首詩里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褓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濫用了，变成了陈詞濫調。問他本人，他认为这样写才显得內容新鮮。实际上，他这么搞一点也不新鮮。

　　任何語言，包括詩的語言在內，都应該力求用最經济的方式，表达最丰富的內容。到了有話非說不可的时候，說出的話才能动人。否則內容空虛，即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詞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說得多，反而越糟糕。因此，我想奉劝爱說伟大的空話的朋友，还是多讀，多想，少說一些，遇到要說話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費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間和精力吧！

　　〔原載《前綫》1961年第21期〕

# 怕鬼的“雅謔”（廖沫沙）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这当然是本好书。但是現在看来，单是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还不够用，还得有一本“怕鬼的故事”。

　　出版“不怕鬼的故事”，是为了破除迷信，告訴人：鬼是沒有什么可怕的。倘使再出一本“怕鬼的故事”，那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宣传迷信，提倡怕鬼？

　　在“不怕鬼的故事”中，不是有許多不怕鬼的人，也同时有許多怕鬼的人么？沒有怕鬼的人，就显不出不怕鬼的人的勇敢和智慧，沒有不怕鬼的人，也显不出怕鬼的人是多么卑怯和愚蠢。在这本故事中，不論怕鬼的与不怕鬼的，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承认有鬼。是一群“有鬼論”者，而不是“无鬼論”者。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相信有鬼，就会有怕鬼的人，当然也会有不怕鬼的人。

　　不是嗎？在“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中，不但有不怕鬼的故事，也夹带着怕鬼的故事。試举一例：

“嘉靖中，錫人王富、张祥俱有胆，素不畏鬼。夏日同飲溪上，日将晡，王曰：‘隔溪丛冢中，昨送一新死人，汝能乘流而过，出其尸于棺外乎？’张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尔，当輸腊酿一瓮。吾先取来等汝。’俄，日沒，张遂过溪，見棺已离盖，方疑之，忽棺中出两手抱张頸。张惧而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賭胜，明日当奠而埋汝’。言毕，抱益急。张大叫，声漸微。溪旁人家聞声，群持火来照，抱张頸者乃王也：盖詭言取酒，从便处先渡，出尸而伏棺中耳。”（明·浮白斋主人：“雅謔”）

　　这大概是一段实录，因为有年号、有地点，年号是明朝的“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当公元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地点是江苏的无錫，作者也是明朝的人。他記录这段实事，就像我們現代人写一篇开棺出尸的新聞报道，登在报紙上，是一样的。

　　故事的特点是沒有出現鬼，只有一具新丧的尸体。这是“不怕鬼的故事”全书中唯一沒有鬼而怕鬼的故事。这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在記录客观事实，沒有捏造夸大。但是故事的确写得很有意思。故事中的两个人物，都号称“素不畏鬼”，实际上却一个眞不怕鬼，就是“出尸而伏棺”的王富；一个眞正怕鬼，就是被王富从棺材中伸手抱住頸項，吓得半死的张祥。

　　两人都說“素不畏鬼”，为什么一个眞不怕，而另一个却眞正怕呢？王富敢于“出尸而伏棺”，并且自己去装鬼吓人，可見他心目中是沒有鬼的，所以他不怕。张祥虽口出大言：“吾能黑夜出之”，实际上却心里怀着一个鬼胎，所以一見棺已离盖，就惊疑不止，再見棺中伸出两只手，更心惊胆裂，分不清是人是鬼，慌忙告饒許願，还不行，就失声大叫，以至惊恐欲絕，显出一副活見鬼的丑态。

　　张祥既是一个怕鬼怕得要死的人，为什么又口讲大話，敢連夜去开棺出尸呢？故事中也交待：为了賭胜王富所許的一罎酒，就連自己的胆量究竟是大是小，也忘之脑后。他不但好酒貪杯，見利忘义，而且是个空口說大話，顾前不顾后的賭棍。

　　我說，还得有一本“怕鬼的故事”，就正是要挑选一些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把他們写成故事，以便活画出他們的丑态百出。

　　上引故事的原作者，署名为“浮白斋主人”。看他写的这段故事，倒眞是值得浮一大白；他的书名是“雅謔”，也的确是既雅且謔。一个明朝人能这样写作，难道我們今日就沒有这样的有才有志之士来“雅謔”一番么？

　　〔原載《前綫》1961年第22期〕

# 谈读书（吳晗）

　　題目好像很奇怪，只要认識三五千汉字，便可讀所有用汉字印刷的书了，书人人会讀，何必談？

　　然而問題并不如此簡单，能讀书是一回事，善于讀书又是一回事，并不是所有认得若干汉字的人都善于讀书，能和善，相差只是一个字，实际距离却不可以道里計，問題就在这里。

　　經常有些青年人，也有些中年人，其中有学生、教师，也有編輯工作者等等，他們提出問題，怎样做才能讀好书，作好学术研究工作？特别是当前各个高等学校学生都在奋发讀书的气氛中，这个問題也就显得很突出了。

　　要具体地談各个学科，各个年級的学生該讀什么书，或者研究什么題目，該讀什么书，这是各个教研組和研究导师所应該答复的。这里只能談一点基本的經驗。

　　首先是方法問題，用老話說，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寻章摘句式的，讀得很細心，钻研每一段、以至每一句，甚至为了一个字，有的經师写了多少万字的研究論文。其缺点是見树木而不見森林，拣了芝麻綠豆却丢了西瓜，对所讀书的主要观点、思想却忽略了。另一种是观其大意，不求甚解式的，这种人讀书抓住了书里的主要东西，吸收了并丰富、提高了自己，但是不去作寻章摘句的工作。明朝人曾經对这两种方法作了很好的譬喻，說前一种人拥有一屋子散錢，却缺少一根绳子把錢拴起来。后一种呢，却好相反，只有一根绳子，缺少拴的錢。用現代的話說，这根绳子就是一条紅綫。这两种方法都有所偏，正确的方法是把两种統一起来，对个别的关鍵性的章节、詞句要深入钻研，同时也必須領会书的大意，也就是主要的观点、立場，既要有数量极多的錢，也要有一条色采鲜明的绳子。

　　在学习理論的时候，还必須联系实际，才能学得深，学得透。

　　其次是先后問題，先讀什么，后讀什么。是先讀基础的书呢，还是先讀专业的书呢？例如学习中国历史，是先学好中国通史，还是先学断代史或专門史呢？有不少人在这个問題上走了寃枉路，把先后次序顚倒了，不善于讀书。其实道理极簡单，要修一所房子，不打好基础，这房子怎么盖呢？你能把高楼大厦建筑在沙滩上嗎？以此，要讀好书，必須先打好基础，讀好了基础书，才能在这基础上作个别問題的钻研，基础要求广，钻研則要求深，广和深也是統一的，只有广了才能深，也只有深了才要求更广。

　　“讀书百遍，其义自見。”这話是有道理的。有的书必須多讀，特别是学习古典文，那些范文最好是能够讀到可以背誦的程度。除了多讀之外，还得多抄，把重点、关鍵性的詞句抄下来，时时翻閱，这样便可以記得牢靠，成为自己的东西了。多讀多抄，这个二多是必須保证的。

　　第三是工具問題，认識了字并不等于完全了解这个名詞的具体意义，有些专門术語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理解的。解决的方法是善于利用工具书，也以学习历史作例，不懂得使用辞源，历史人名辞典，历史地名辞典，历史地图，历史年表，和历史目录学，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上，也还是寸步难行的。

　　要多讀书，用功讀书，但是还得善于讀书。

　　〔原載《前綫》1961年第23期〕

# “电子音乐剧”原来如此（邓拓）

　　忽然間看到“电子音乐剧”这么一个新名目，我簡直莫明其妙，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想讀者同志們，恐怕与我有同感吧。

　　这个“电子音乐剧”的新名目的出現，本来是一段很滑稽的趣聞。

　　据“巴西时报”的一則消息說，今年九月十五日，在巴西的圣保罗市府剧院，首次上演了一場“电子音乐剧”。当时有許多观众，为了“欣賞这个新玩艺儿”，乘兴而去，却不料“什么也沒看懂”，終于敗兴而归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电子音乐剧”的广告上，明明說是演出剧作家何賽·德·奥利維拉的剧本，标題是“关掉我的聚光灯”。可是，这个剧本却根本“沒有情节”，它的中心主題是“一个女主角在她开始創造性格时就出現的精神上的斗爭和感情上的冲突”。而这种斗爭和冲突，則是由一大堆杂乱的音响来表現的。这也就是說，它是“用电子音乐作背景”的，由各种色彩的灯光、混乱的舞蹈人物和影子构成的剧本。全剧演出的时間只有六十分钟，但是观众并不懂得这个剧本有什么意义。

　　那末，究竟所謂“电子音乐”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巴西时报”介紹，这个剧本中的电子音乐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实驗室里产生的，演員的台詞录音也是事先制成的。这种音乐是作曲家路西阿諾·貝里奥用特别的仪器，如发音机、振动机、电子濾波机等創作出来，然后由录音机記录下来；演出时又用另一种机器，把“再生”的音乐分别送到剧院的各个“音柱”中去。这类音乐所需要的設备，是由巴西的一家菲利普公司从荷兰进口的。主办这个演出的是巴西政府的教育与文化部和“巴西音乐青年”团体，可見它完全得到了巴西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寻常的音乐演奏会大不一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电子音乐剧”的剧本，参加了巴西两年举行一次的第三届戏剧造型艺术节。可惜看过这个剧本和演出的人們，大多数都很坦率地說：“我什么也沒有看懂”。同时，一般輿論也承认，这类音乐对于受过音乐教育的，或者对于听慣传統音乐的人来說，“是不能理解的”。这就充分地表明，这种“新的玩艺儿”十分不受欢迎。

　　从这一事实中，我連想到不久以前听說的美国“无声音乐”来了。那种音乐在演奏的时候，比起这种“电子音乐”还要省事得多。演奏“无声音乐”的人，有时只要在自己面前摆上几顆綠豆，凝視十分钟就完事了。他們的理論是：“音乐的世界不能单靠音乐来表現，还要加上視觉的因素，使它更加具有戏剧性。”这样的理論，对于一般的音乐欣賞者来說，当然也是莫明其妙的。但是，这却更加彻底地揭露了西方資产阶級艺术的本质。

　　現代西方資产阶級的艺术，是腐朽的沒落的艺术。它已經日益丧失了生命力，而走向极端空虛无聊的垂死阶段。“电子音乐剧”不过是这种垂死的艺术之一表現形式而已。至于近来西方世界流行的所謂“先鋒派”、“抽象派”等等的艺术作品，无論是音乐、戏剧或是繪画，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沒落的資产阶級社会生活的空虛。有的西方艺术家干脆承认他們的艺术是“一无所有”的，这倒也坦白，比起装腔作势、故弄玄虛的垄断資本家的政治走狗們的竞选演說要老实一些。

　　我們确信，人类眞正的艺术将永远是不可磨灭的，并且一定要到一切反动的資产阶級用以自欺欺人的各种“玩艺儿”都被打倒和消灭以后，人类眞正的艺术才能普遍地发展起来。

　　〔原載《前綫》1961年第24期〕

# 谈“三字经”（吳晗）

　　“三字經”是本好书，可惜已經被冷落了几十年，沒有人去理会它了。

　　說是好书，因为这本小书是旧时代普及知識的讀物，內容涉及面非常广泛，三字一句，文字浅明，句子短容易懂，其次，每两句押韵，容易念也容易背，可以巩固記忆。因此，从这本书編纂以来，公元十三世紀后期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七百多年来，成为儿童启蒙的必讀书，发生了深远的广泛的影响。

　　全书共三百七十八句，一千一百三十四字，就旧时代所有的书来說，是一部最短的书，但是內容却非常丰富，有人說是“袖里通鉴綱目”，意思是极小型的中国通史。有人說这书“天开地辟，星斗日月，山川河海，人物草木，鳥兽昆虫，古帝昔都，賢奸邪正，无不备載。”也有人說这书：“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統緒，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以及古圣昔賢，由困而亨，由賤而貴，縷晰詳明，了如指掌。”是一本小型百科全书，評价都是很高的。

　　說它是小型中国通史，因为作者用极簡练的手法，把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更迭都說清楚了。为了介紹內容，把这一段的一部分抄录如下：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夏有禹，商有湯，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載，迁夏社。:湯伐夏，国号商，六百載，至紂亡。:周武王，始誅紂，八百載，最长久。:周轍东，王綱墮，逞干戈，尙游說。:始春秋，終战国，五霸强，七雄出。

　　以下还有七十六句，一直讲到清太祖，一共一百零八句，三百二十四字，把整个历史，不止是把主要历史变化，朝代名号，开国帝王，統治年数等等交代了，連何时分裂，何时統一也讲清楚了。

　　当然，这本书是有它的立場的，封建統治阶級的立場。有它的教育目的的，巩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如教忠教孝，讲三綱、五常、十义等等，是打上了它自己的阶級烙印的。但就教育的方法說，这书主张人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貴以专。”而且提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又說：“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都是有道理的。至于属于知識性的范围，从认識数目到三才、三光、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四书、六經、三易、春秋三传、五子和許多勤奋学习的故事，最后結論是：“蚕吐絲，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又說：“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都是符合于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的。

　　三字經的作者，据公元一八八四年三义堂刻本“三字經注解摘要”，是南宋王应麟所著的。但查宋史卷四百三十八王应麟传，列举了王应麟所著书的所有目录，其中并沒有三字經。有一本书叫“訂譌类編”，指出王应麟在所著“困学紀聞”中，对三国时代是尊蜀抑魏的，而三字經的写法却是“魏蜀吳，爭汉鼎”。魏蜀平列，认为三字經非王应麟所著。看来因为王应麟名气大，又讲究小学，著有“蒙訓”、“小学紺珠”、“小学諷咏”等书，所以把三字經的著作也附会在他身上。眞正的作者其实是宋朝末年的区适，据屈大鈞^[1]“广东新語”：“宋末区适子撰三字經，适子广东順德人，入元抗节不仕。”区适工于文辞，以博学多聞著称，家乡人跟他受教育的有几百人。續补的是明初的黎貞，据清人邵晋涵詩“讀得黎貞三字訓。”自注：“‘三字經’，南海黎貞所撰。”黎貞字彥晦，明初新会人，洪武初署本邑訓导，以事被謫，戍辽阳十八年，从游者甚众。放还卒，有秫坡詩稿。到清朝又經过几次补訂，这便是书中元朝以后一段历史的来历。

　　从三字經的写作历史看来，从宋末到清朝，教育工作者是很重視知識的普及工作的。写作和續补的都是在地方讲学的学者。从受教育者方面来看，也是极为重視这本书的，因为沒有例外，凡是在这七百年中初受教育的儿童，都讀过这本书。可不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这份遺产值得批判地继承呢？譬如学习三字經的写作方法，用通俗流利、明白易曉的文字，用韵文，不一定拘于三字，五字七字也可，写出我們这个时代的农业七字經，工业七字經，基础知識七字經或五字經等等，来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呢？我看不但可以，而且是必要的，可能的。当然，还必須附上必要的精美的插图，做到图文并茂，讀起来音調鏗鏘。普及知識的方法要多样化，就算这是其中的一种吧！希望教育工作者們，作家們，和各方面的专家們，能够花点时間，踊跃地参加这个工作，把知識普及給人民的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

　　〔原載《前綫》1962年第1期〕

# 赵括和马謖（吳晗）

　　我国历史是无比丰富的宝藏，其中包括有成功的經驗，也包括有失敗的經驗。

　　只有书本知識，缺乏或者沒有生产、阶級斗爭知識的知識分子，是半知識分子。这种人的特点是不从具体出发，不联系实际，夸夸其談，卖弄书本上的知識，嘩众取寵。等到一接触实际，用书本知識生搬硬套，根据主观的願望、想像去改变客观的实际，結果沒有一个不摔跟斗的，結果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害了国家。

　　这里举赵括和馬謖两个例子。

　　赵括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公元前二七〇年，秦攻韓，围閼与，赵救韓，赵奢大破秦軍，立下赫赫的战功，賜号为馬服君。

　　十年以后，公元前二六〇年，秦軍又大举攻赵，赵国派老将廉頗拒秦軍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二十里王报村）。廉頗看到秦軍攻势凶猛，便下令坚守，秦軍挑战，廉頗也不肯应战。廉頗富有軍事經驗，决定固壁坚守，等到秦軍士气疲憊，再找秦軍的弱点进攻，这个主张是完全正确，符合双方实际情况的。秦軍看到这种形势，不能取胜，便派間諜造謠說，秦軍最怕的是馬服君的儿子赵括，此人为将，秦軍必敗。赵王听了，便召回廉頗，派赵括作拒秦的大将。

　　赵括小时很聰明，学习兵法，說得头头是道，沒有人能超过他。有时候和他父亲辯論，赵奢也說他不过。赵奢很不以这个儿子为然，对老婆說：打仗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可是赵括說得那样輕易。今后赵国不用赵括作将軍，倒也罢了。如用作将軍，破赵軍的一定是他。赵奢死后，赵括的母亲牢牢記住这番話。

　　赵王用赵括作将，大臣藺相如已經病重，极力反对，对赵王說：你用虛名使赵括为将，正像要鼓瑟却把弦和瑟柱用胶粘合了。赵括只会讀他父亲的书传，只有书本、理論知識，却不会在实践中运用、变化，万万不可。赵王不听。

　　赵括的母亲也坚决反对，对赵王說赵括不可为将，理由是赵奢为将时和将吏团結得很好，所有賞賜都分給軍吏士大夫，受命以后，不問家事。現在赵括呢？受命以后，威风得很，会見諸将，諸将不敢仰視。大王賞賜的金帛，都收在家里，成天买田产、房子。你看他比得上他父亲嗎？父子两条心，請你不要让他带兵。赵王說，你别管，我的主意打定了。赵括的母亲便提出，你一定要让他去打仗，打了敗仗，可不要連累我。赵王答应了。

　　赵括一到前綫，就改变了廉頗的战略、軍令，換了領軍大将。秦将白起知道了，便派出一支奇兵，假裝敗走，却从后方断絕了赵軍的粮道，把赵国大軍切断为二，赵軍士卒离心，过了四十多天，軍粮断絕，士卒挨餓，赵括只好亲自带領精軍搏战，秦軍射杀赵括，赵軍大敗投降，白起下令把赵軍一律坑杀，赵軍前后損失四十五万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赵括的母亲因为有言在先，沒有因为儿子軍敗被杀。

　　另一个例子是馬謖，京戏里演的失街亭，就是他的故事。

　　街亭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地势很险要。

　　蜀建兴六年（公元二二八），諸葛亮率兵出祁山攻魏，軍威很盛，天水、南安、安定諸郡都响应蜀軍，蜀軍先鋒是馬謖，魏遣大将张郃拒战。

　　馬謖字幼常，襄阳宜城人。才器过人，喜欢談論軍事。建兴三年諸葛亮进軍云南，馬謖建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光用兵力消灭对方，不只不人道，而且軍退之后，云南人民又会起来反抗的，主要的要做到使南人心服，才能巩固后方。这意见很对，諸葛亮很重視。对孟获的战爭就是根据这个策略解决的。但是刘备却看出馬謖的弱点，临死前囑咐諸葛亮：馬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你要注意。諸葛亮不以为然，用馬謖作参軍，和他談論軍事，有时談到天亮。

　　街亭之役，軍中都认为大将魏延、吳壹等有战爭經驗，該作先鋒。諸葛亮不听，以馬謖为先鋒。这年馬謖三十九岁。

　　馬謖沒有战爭的实际知識，也沒有指揮軍队、临机应变的經驗，自以为精通兵法，不听諸葛亮所指授的軍事措施，率軍搶据街亭山头，远离水道，軍令前后不一，举措煩扰，副将王平据理力爭，也坚决不听。魏将张郃率軍隔断了蜀軍的水源，四面包抄，蜀軍大敗，只有王平所領千人，整頓部队，大擂战鼓，张郃疑有伏兵，不敢进逼，王平領軍徐徐而还。这一仗打敗了，諸葛亮进无所据，只好退軍回到汉中。追究战敗責任，按軍法把馬謖杀了，諸葛亮十分痛惜，哭了一場，軍士們也禁不住哭了。

　　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教訓，赵括和馬謖都是好人，不是坏人，他們的主观願望都是要办好事情的。却吃了主观主义的亏，吃了教条主义的亏，自以为是，光凭书本知識、理論知識，不顾客观形势，不听有实践經驗人們的劝告，結果是摔了大跟斗。这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空談因而失敗的教訓，知識分子不联系实际，結合实际的教訓，知識分子缺乏实际斗爭經驗，光凭书本上的理論，自以为是，因而失敗，害己、害人、誤国的教訓。时間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溫这些教訓，看来还是有益的。

　　〔原載《前綫》1962年第2期〕

# 讨论的出发点（吳晗）

　　这几年来，各个学术部門先后組織了学会，經济、哲学、历史、医药、建筑、园艺等等学会，在百家爭鳴、百花齐放政策的指导和貫彻下，发表了許多論文，举行了很多次学术討論会，参加的人暢所欲言，各抒己見，蓬蓬勃勃，学术气氛活跃起来了，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

　　問題呢？問題也还是有的，例如，就某些討論而說，就发生討論的出发点問題。

　　不久前，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討論会上，提出了几十篇論文，分組討論，其中有若干篇是討論矛盾的，开头几次还談得很热烈，后来談不下去了，因为这些篇論文一般都引用許多馬列主义經典作家的詞句，却很少联系中国的历史实际，結果是从理論到理論，理論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实际呢？因为写得很少，很不具体，认眞一推敲，就談不下去了，只好不談了。

　　这种現象虽然是个别的，不是学术討論的普遍情况，却也应該引起注意。而且，追溯历史，这种現象也并不是現在才有的，而是好几年前就已存在的不良学风。

　　回忆前几年的情况，大致曾有过以下几种問題：

　　一种是对不上口徑。討論的人們引的都是經典著作，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有一些名詞例如土地国有制，这个国究竟是什么意义，討論者的理解就不尽相同。甚至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具体內容，討論者也是各执一詞，談来談去談不到一起。又如資本主义萌芽問題，什么是萌芽呢？有的人把它等同于資本主义，一等同，萌芽就被摧折了，从历史实际上抹杀了。也有相反的論据，不但等同了，而且把它的历史时期拉得很早，唐、宋、元时代都有，明代后期已經成熟了。这样一来，中国早已进入資本主义社会，就不免使很多人徬徨起来，近百年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往那儿摆呢？到底存在不存在呢？既然不存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爭又从何讲起呢？

　　另一种呢，张冠李戴。根据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規律应該是一致的，一声开步走，不論那个地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都得一二三四，齐步走。既然欧洲的封建社会时期很晚，中国又怎能那样早？既然馬克思、恩格斯都說过东方存在着土地国有制，中国也是东方呀，怎么能够例外，当然非有不可！如此等等。

　　第三种呢，空談对空談。例如历史上的农民战爭，少說些也有几百次，規模小的不說，大規模的也有十几次。各个历史时期的經济基础不同，历史情况不同，这次农民战爭和那一次农民战爭无論如何不会是双胞胎，一模一样的。但是說来却也奇怪，无論是教科书或是有些論文，却总是引用經典作家的話，把它們一般化了，总是那么几句，农民不堪封建統治者的殘暴的剝削、压迫，起而反抗，推翻了旧王朝，新的王朝接受了教訓，对农民作某些让步等等。这些話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并沒有說清楚具体的历史实际。在有些討論会上，所听見的也主要还是这一套，很少有人就某一次的农民战爭作过具体的分析，从中引出結論，和另一次农民战爭作比較，有何不同，新提出哪一些問題等等。

　　爭論也还是有的，但大体上也还是論对論的爭論，甲引了經典作家这一句話，乙引了那一句，因而大爭特爭，事实上双方都沒有弄清楚这一句話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間，什么条件下說的。結果也就爭不出一个名堂来。

　　以上的情况，究其根源，問題只有一个，那便是討論的出发点。

　　研究、討論問題应該从原則、概念出发？还是从具体事物，革命实际出发？历史实际出发？請看馬克思是怎样說的：

　　:我并不是从概念出发，从而也不是由价値概念出发，所以也不曾要把它“分割”。我由以出发的，只是劳动生产物在今日社会內依以表現的最簡单的社会形态，这就是“商品”。（資本論第一卷第一〇一八頁）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說：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这些原則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指出：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說：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規律，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为此，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

　　問題不是很清楚嗎？不应从概念出发，不应从原則出发，而应該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馬克思写資本論，是从商品出发的，应用于历史研究、討論，当然应該从客观存在着的历史实际出发。而凡^[2]必須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

　　对于喜欢乱戴帽子的人們，列宁有一段話是值得深思的，他說：

　　:从来也沒有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論证过：俄国“应当有”資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經有了資本主义等等。（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七一——一七二頁）

　　至于論和史的关系，恩格斯說得好：

　　: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綫索，而把它当作現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恩格斯：“給保尔·爱因斯特的信”，“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一）第一七八頁）

　　这段話对我們初学唯物主义的人来說，是当头的警钟，是指路的明灯，澄清思想的良药。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我們必須正确体会以上这几段話，反复思考，見之行动，无論是研究，是討論，都必須从具体事物出发，从革命实际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实践提高到理論，再回来指导实践的这一著名公式出发，这样才会有正确的討論出发点，从而养成有的放矢的，实事求是的馬列主义的学风，达到眞正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促进学术的繁荣和昌盛。

　　〔原載《前綫》1962年第3期〕

# 不叩亦必鸣（廖沫沙）

　　学問、学問。“学”，原来是从“問”得来的，不問，就学不到知識。古人对这一点讲得很多。“敏而好学，不耻下問”。这是孔子經常所称道的事。“学”和“問”两个字組而成詞，是不是就出在这里呢？

　　要求得学問，要取得知識，就要謙虛，要向人請教。不但自己不知道的，要問人家，即使已經知道一点，也还要問人家，以求知道得更多。“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无，实若虛”（論語）。这幷不是叫人作伪、装假，而是因为世界上的知識无穷无尽，一件事物的发展变化也无穷无尽，自己虽然知道了一些，总难免片面、狹隘，要求得更全面、更广博、更深入的知識，就得多向人請教，不应当自滿。

　　向人請教，除开謙虛而不自滿之外，还得善于发現問題，提出問題。“礼記”的“学記”中有这么一段話：“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学得有效果）；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学得沒有效果，反怪老师教得不好）。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說（悅）以解（輕松愉快就解决了問題）；不善問者反此。”这段話很有道理。求学、請教、提問題，也像作别的事一样，都要讲求方法。“善問者如攻堅木”，提問題像劈堅硬的木材一样，要先調査研究，什么地方容易下刀斧，什么地方节目所在，刀斧不入。提問題，旣要对自己的疑問，分析清楚，还要看提的問題是不是得要領，是不是抓住了关鍵，更要使請教的对方乐于回答自己的問題。向人問路的，恐怕都有这个經驗：必須对人有礼貌，見人先称一声“大伯”或“大叔”，然后和顏悦色、恭而敬之地問他，到什么地方該怎么走。要不然，对方鼻孔里哼一哼，把头向左或向右一偏，就側肩而过，叫你莫名其妙。

　　“学記”的这段話，接下去轉到回答問題的一方，即为人之师的一方：“善待問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問者反此。……記問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語乎！力不能問，然后語之；語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看来这种教学态度未免太消极，同孔子的“誨人不倦”似乎有些矛盾。但是写作“学記”的这些儒家后学是很有教学經驗，很懂得教学方法，幷且很重視因材施教的。所以他們主张“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在教学上偏重启发、誘导，而不用强制灌輸的方法；偏重让学的一方积极主动，而不是教的一方包办代替。在讲授或解答問題的时候，他們主张“其言也約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就是話虽讲得少而明白通达；讲得精深，又能概括要領；論证确切，却簡单扼要，使人一听就懂。

　　为人师者，少讲話是容易办到的，要讲得精当、易懂，眞正解决学生的問題，却頗不容易。要作到这一点，至少得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对自己所教的知識有透徹的研究，即“学記”所謂“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确实把这門学科的难点、易点、长处、短处都摸透了，摸熟了，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讲起来也能提綱挈領。二是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理解能力、学习方法的优缺点，有过調査研究，然后才能“因材施教”，发揮学生之所长，补正学生之所短。这就是“学記”所說的“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学也好，作任何别的工作也好，都得从实际出发，看对象說話，量身体裁衣。

　　只是在“因材施教”这个意义上才要求为人师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这口“撞钟”，是不是也可以像寺庙里的钟一样“叩則鳴，不叩則不鳴”呢？这一点，尊师重道的儒家写的“学記”沒有发問，也当然沒有回答。墨子的“公孟”篇倒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公孟子（据說是“孔子之徒”，曾子的弟子）謂墨子曰：君子共（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钟然，叩則鳴，不叩則不鳴。”墨子对他这个主张，举了三件事作比方，然后加以反駁，結論是：“若此者，虽不叩必鳴者也”。

　　看来为人之师的这口“撞钟”，除开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之外，“不叩則不鳴”是不可以的。虽不叩，亦必鳴！

　　“看水流舟”，这不是今日的为师之道。

　　〔原載《前綫》1962年第4期〕

# 有法与无法（邓拓）

　　最近讲究书法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好現象。因为大家都重視我国传統的书法艺术，多多传授，多多学习，将来一定会做出很可观的成績。

　　我和大家一样，喜欢我們中国的书法，觉得它特别美，似乎是世界上罕有的一个宝貴遺产。每每听到有人願意练字，我就很高兴，設法給以贊助。

　　但是，自己却有一个很不好的思想习慣。凡是大家都贊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又从反面多想一想，甚至于提出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見，惹得一些朋友們也許心里不大痛快。

　　就說书法这个問題吧，我也有許多想法。比如，历来书法家讲述“永字八法”各有一番解释，但是基本上論点相同。我却見到有一部明朝流行的笔記，名为“蒙泉杂言”，其中有一个見解，比較新鮮。它說：

　　“书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于四法，四法本于一法。即太极分而为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义。故側者太极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努者勒之竪也。側分而为趯；勒分而为啄，为策；努分而为掠，为磔。努从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俯而磔偃。知此則知笔矣。”

　　这一段文字的意义很明白，就是认为永字八法不足以概括各种写字的笔法。而八法的根本只在于一法。虽然这一段文字中引用了易經的太极、两仪之类的話，可是，它的意思显然是为了說明文字的发展变化，总是由簡单而复杂。这个道理也是对的。这里所謂“側”，就是說的“点”。这的确可以算是一切笔划变化的起点。所謂“勒”便是“横”。它的确很像許多点相連在一起，所以說它是点的引伸。“努”就是“竪”，与勒的道理相同。至于向上挑为“趯”，向左挑为“啄”，向右挑为“策”，向左撇为“掠”，向右捺为“磔”等等，的确都不外乎点的发展和变化。

　　由此推断，当然还可以产生种种书法的理論，并且可以規定許多用笔的技巧程式。这一切讲的都是“法”，是以承认写字必須有法为前提的。

　　那末，这是天經地义嗎？不遵守这些法是否可以呢？有的大书法家感觉到束縛过多，不利于书写水平的提高。因此有的人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要求打破书法的限制，让作者大胆創造。宋代的黃庭堅便是代表这种思想的一个人。他在一个題跋中写道：“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这句話脫口而出，十分痛快。从此以后，有不少人都主张打破书法的限制，提出“无法之法”，“法于天然”，“师于造化”等等口号。

　　就在那个时候，有的人对于古代书法家的用笔方法重新做了一种解释。例如，宋代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話”一书中，就把王羲之爱鵝这件事实，同王羲之的书法联系起来，提出新的論点和論据。他写道：“逸少风度超然，何取于鵝？张素正尝云，善书者貴指实、掌虛、腕运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倘在是耶？”叶梦得引了张素正的观点，表明他自己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明代楊愼的“墨池瑣录”，还举出了另外的几个例子。他說：“雷太簡云，听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見蛇斗而草书长。”由此可知，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現象，都会有助于书法的运用。换句話說，有法源于无法，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这样看来，书法的法，和其他艺术技法一样，从根本上說，只能由客观自然界和实际生活中产生。因此，我們掌握和运用这一切技法的时候，决不可受它的束縛，而应該让它回到客观实际中去，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大胆地加以发展，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創造新的技法。

　　〔原載《前綫》1962年第5期〕

# “蒙以养正”说（廖沫沙）

　　作父母的，总是把自己的儿女看成小孩：年过二十、三十，还是小孩；十几岁的，更是嬰儿。从父母們的眼中看来，儿女好像永远是长不大的。

　　幷不是儿女們的身体长不大。十岁以上的孩子，生理上发育成长的迅速，往往使父母們吃惊：“啊，又长了！长得这么快。来比比看。”把孩子叫过来同自己一比，說不定肩碰肩，同自己的身高相差不多，甚至超过了。这时候，父母們不能不感叹：孩子已經是人长树大了！

　　虽然是这样，作父母的还是把儿女看成幼小的孩子。因为儿女們所說的和所作的，看起来总是那么幼稚可笑；那怕他們一本正經所說的話，认眞严肃所作的事，从父母們看来，仍是幼稚可笑的，等于一場儿戏，父母們大抵是一笑置之。如果只是出于幼稚，而且幷无不良的后果，一笑置之，倒也无可无不可；严重的是孩子們的有些幼稚行为，虽出于幼稚，却不同平常，不能一笑而罢。

　　十岁上下的孩子，是不是幼稚的呢？面对这个紛繁复杂的“新”世界，不要說十岁上下的孩子感觉新奇，会生出許多幼稚的看法、想法、說法、作法，即使是二十三十以上的成人，四十五十以上的中年或老年，遇到沒有見过的新鮮事物，也同样会有一些幼稚可笑的看法、想法、說出一些幼稚可笑的話，作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来。对这个广闊无垠的世界和綿延不絕的社会历史而言，我們的认識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任何时候都不免要发生一些事后想来是幼稚和可笑的想法和作法。只要我們合眼回想一下，就可以发現，誰都是从幼稚中一路生活过来的；面对这个世界和历史，誰都要經过幼稚而又可笑的阶段。所謂“幼稚”，在这里是指人对客观世界还不认識，或认識得不全面、不正确，甚至认識完全錯誤。认識总是相对的，是由不认識到认識一点、一面，再到认識得更多、更深。这是一个經过实践，达到认識、再实践、再认識的发展过程。成人比孩子們认識得多些，所以比孩子們“成熟”，但不是一切都认識、都成熟；孩子們比成人认識得少些，所以也比成人“幼稚”，但不是一切都不认識、都幼稚；而且他們也同成人一样，在认識上終將由幼稚发展到成熟。所以我們不能把孩子看成是永不长大的，也不能把孩子的头脑（思想、认識）看成是永不发育成长的。

　　儿女們的身体旣然是在自然的发育成长，他們头脑中的思想观念，是不是也可以任其自然地发育成长呢？

　　把它們看作永不成长是不对的，让它們听其自然的成长也是不对的。因为生理发育的規律比較簡单，心理发育的規律却异常复杂，不止是自然的因素起作用，还有社会的因素起作用。“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在执^[3]注錯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篇”）这是我們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对人的思想意識发展过程所作的一条客观判断。他认为：“木直中绳，輮以为輪，其曲中規，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則直，金就礪則利。”（荀子：“劝学篇”）所以他主张“注錯习俗”，“学不可以已”，要不断地施以教育，不断地接受教育。

　　是不是可以像一般作父母的看法，孩子年紀还小，等他长大了，慢慢来教育呢？恰巧相反，正是要在他們年龄还不大的时候，加以教育。“易經”上有这么一句話：“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从童蒙时代就加以正确的教育，是培养出“圣人”的基础。明末淸初的王船山对这句話深有所感，加以发揮道：

“养其习于童蒙，則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幸而失教，陷于恶习，耳所聞者，非人之言，目所見者，非人之事，日漸月漬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俟解”）

　　我們幷不要培养封建时代的什么“圣人”。我們是处在一个新的社会中，正如列宁所說过的：“一切新的社会秩序，都要求人与人之間的新关系和新紀律”。我們要培养的，正是要懂得幷且遵守“人与人之間的新关系和新紀律”的儿童。在这个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同时存在着两种社会影响，一种是里巷村落之間的旧“恶习”，一种就是我們“新的社会秩序”所要求的“新紀律”。这两者在孩子們的身上爭夺着陣地。如果我們对自己的儿女，不在童蒙的时候施以新的正确的教育，等到他們“恶习”已成，再去教育，那就晚了。

　　〔原載《前綫》1962年第6期〕

# 论开会（吳晗）

　　人們决定要办一件事情，往往要找些人来商量、琢磨，大家出主意，正面的支持，反面的辯論，左右推敲，直到大家都认为是符合实际情况，应該作，也行得通，才能一致通过，作出决議，与会的人分工合作去做，这叫做开会。

　　要办好事情，就得开会，会是非开不可的。

　　但是，并不一定无論什么事情都得开会，譬如一些已經分工而又性质明确的工作，沒有特殊情况，就不必开会。要是不分别事情的大小、輕重、性质、有必要和沒有必要，一律开会，那就会使得会議泛濫成灾，不但与会的人疲于奔命，而且，这样做的結果，会使不必要的会冲掉必要的会，这样的会是开不得的。

　　必要的会一定要开，不必要的会一定不要开，这个道理看来很清楚。但是，可惜得很，我們中間有些人就是不清楚，好像有开会癖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来就是开会，二来也还是开会，开无穷无尽的会，却从来不仔細考虑开会的意义和作用。不只他自己成天、成月、成年局促于会議室中，也拖进一批以至大批的人，和他共命运，应該說，这种情况是不很正常的。

　　这种有开会癖的人，喜爱开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把开会看作是解决一切問題的唯一的灵丹妙方，凡事都依靠会議来解决。甚至有这样的人，如果不开会，他就像失了业似的，感到沒事可干了。另一种呢，負了一定的領导責任，却实在分不清什么是主要的，次要的，以至不必要的，西瓜和芝麻綠豆一般大，一齐搬到会議桌上来。又一种呢，优柔寡断，不敢大胆負責，明明是已經成熟和他分內該做必做的事，也拖一些人来左說右說。原因虽然不同，而根源却是一个，不了解开会的意义。

　　由于对开会的意义的不了解，对会前的准备工作自然也就忽視了，有的准备得不是很好，有的甚至沒有准备。与会的人往往是到了会場才知道討論的題目，事先沒有思想准备，也就很难发表意見，一定要說，也苦于說不出一个名堂来。大多数人都提不出什么意見，这种会又如何能开好？甚至有过这样的笑話，有一次一个单位开了五六小时的会，过了晚上十二点了，与会的人都精疲力竭，忽然有人提出問題，就討論涉及的主題来看，有好几个方面，我們今天倒底是討論什么，解决什么問題呀？这时候，主席也惶恐了，說我也弄不清楚。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别的現象，但是确实发生过。

　　这种不重視开会的开会癖者，在思想认識中存在一系列問題，首先他不知道什么問題应該解决，如何解决，只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其次，就工作作风来說，也不能說是民主的，他找人来开会，却事先并不告訴人开什么会，解决什么問題，和这些問題的資料。这样，自然达不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对与会者呼之即来，揮之即去，也不是平等待人的态度。第三，尽管耗費了大量时間，却不解决問題，推进工作。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不爱惜别人的时間，化有用为无用，这种作风，对社会主义的建設事业，无論如何也不能說是有益的。

　　总之，在我們中間，有一些人虽然开了一二十年的会，却还沒有学会如何开会。

　　毛主席教导我們在軍事上不打无准备之仗，同样，在政治生活中也不許可开无准备之会，首先要学好矛盾論，善于抓主要的矛盾，研究如何解决矛盾；問題提出来了，就需要事前作好充分的調查研究工作，对問題的資料、性质、和解决的方法，作到心中有数。同时，还必需认眞学习党的方針、政策，研究所提的解决方法是不是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其次，要先期发出通知，包括討論的題目和有关資料，使与会者能有充分的时間研究和考虑，准备意見。只有这样，提出了問題，經过会議的充分的討論，不同意見的闡述，才能集思广益，发揚民主，从而解决問題，推进工作。

　　不开不必要的会，不开无目的的会，不开无准备之会，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样，会的次數可以大大减少，必要的会也才能开好。要重視开会，也要善于开会。

　　〔原載《前綫》1962年第7期〕

# 学习需要指导（邓拓）

　　“无师自通”的情形，在各种学术領域中，都是常見的。最初研究一門新的学問的人，根本找不到老师，只能靠自己苦学而“无师自通”，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平凡事例。

　　那么，学习是否就可以完全不需要任何指导呢？当然也不是。即便“无师自通”的人，全凭本身的努力，但是仔細查究实际情况，也不是一点不需要“师承”的。也許这种“师承”是偶然得之于他人、他事、他物的某种启发，举一反三而有所悟于新的事物和新的道理。这毕竟还是有“师承”的。至于現在我們接触到的日益复杂的科学領域，如果沒有别人的經驗，直接或間接地帮助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甚至沒有任何文献材料，一切是徹底的空白，仅仅依靠自己从头摸索，要想得到滿意的結果，恐怕也很困难。

　　我們平常閱讀文献书籍，往往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都懂得，很了不起。其实，那些文献书籍上的知識，乃是前人无数实践經驗的結晶，我們很便宜地不大費力地就讀到和学到了，这有什么值得自鳴得意的呢？

　　如果光靠讀几本书就驕傲起来，那末，正如以前在整风学习中常听說的，任何人只要識得字，会查各种字典，手中又有书，又有飯吃，就都可以搖头摆脑地讀起来。书是不会跑的，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炊事員同志做飯容易得多，比杀鸡、宰猪更容易。鸡、猪会飞、会跑，不好捉；捉来还会挣扎、叫喊。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旣不会飞、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那有这样容易办的事情呀！

　　不过，讀书虽然比較容易，也得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讀专門的书，基础不厚还不行。比如，有的人讀古书，念不成句子，叫他标点断句，更是一塌糊塗。还有許多人根本看不懂外文科学书刊。这就可見，要把书讀懂，还得有适当的指导。起碼要有人教他学会古文断句或外文，以便对原书作者的用字行文的本来意思能够了解。

　　明代的叶秉敬，在“遒徇編”中写道：“吾有个无財布施法：如难讀之书，教人易讀；不讀之书，教人知讀。此是大布施。”用我們現在的办法，这就要組織一班人，翻譯外文科学书刊，或者把古书加以标点、注解，重新翻印发行，使一般人都讀得懂。

　　无論我們中国原有的古书或是外国科学著作，未曾注解和翻譯的数量很多。这些著作，我們如果都不讀，却硬着头皮在那里钻研，岂不是有点浪費气力嗎？

　　但是这个办法大規模地实行起来，相当不容易，特别是要很长的时間。有許多研究工作，如果等到大規模地实行这个办法，时間太久了，恐怕赶不上用。所以我认为这个办法还可以小規模地零零碎碎地实行。这就要求有关的报紙刊物，最好能把眼前大多数人迫切需要的古书的精华，或外国科学資料，及时地择要介紹給讀者，加强对各方面学习的指导。

　　〔原載《前綫》1962年第8期〕

# 科学话同科学事（廖沫沙）

　　一位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作自我批評时引用别人批評科学家的話：“科学家只談科学話，不办科学事”。这位科技工作者从这两句話深有所感，觉得脱离实际的科学理論，现在吃不开了。言下頗有否定他自己和否定科学理論之意。

　　我觉得，科技工作者用这两句話来检查一下自己所“談”和所“办”的，是不是合科学，为什么不合科学；假如眞是理論脱离实际，那么如何使它不再脱离，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完全否定自己同科学理論，从此灰心丧气，那就只是证明那两句批評中的一句不幸而言中：“不办科学事”。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对任何“实事”中的問題，都不能籠統、模糊、片面或絕对化，不能一肯定就全肯定，一否定就全否定，总要认眞地細心地对“实事”加以分析研究，然后才作出正确的全面的結論：該否定的否定，該肯定的还得肯定。而且必須坚持这种判断，才叫“科学”，才叫“眞理”。

　　我們不妨把“只談科学話，不办科学事”这两句話，試作一些接近科学的分析。照我看，这两句話可能包含这几个意思：一、談的是科学話，这沒有問題，問題是在你只是“談”科学話，不“办”科学事，这是言而不行的問題。这就不用去否定科学理論，也不用否定你自己行不行，而是你自己从坐而言，赶快去起而行。二、談的虽是科学話，办的却不是科学事，而是另一些非科学的事。这是言与行不一致的問題，怪不上科学理論的本身，只能怪你自己为什么放下科学事不办，去办那些不科学的事。这是容易改过来的，也用不到完全否定自己，只要否定不办科学事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三、你所談的本不是什么科学，只是号称“科学”，所以办不出科学事来。这問題严重一些，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只要你服从眞理，不迷信謬誤，立地可以成佛，即馬上可以回到科学。有了这个科学的态度，就既用不到完全否定自己，也用不到否定科学理論的本身。否定的只是謬誤，而不是科学。这一点作起来似乎比前两点难一些，但是只要你眞有科学态度，能够实事求是，是与非，最后是不难判定的。四、理論同实际不符合，談的“科学話”同办的“科学事”碰不上头。这也比較好办，因为有实事摆在眼前，正好可以看看毛病出在哪里：是理論錯了，改理論，是工作方法錯了，改方法，既不是理論錯，也不是方法錯，而是有不同的理論和方法在打攪，那就分清是非，改正錯的，坚持正确的。总之一句話，坚持眞理，用科学来解决科学問題。既不要完全否定自己，也不要完全否定科学理論，要否定的，只是自己同理論中的錯誤部分。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要求理論联系实际。因为理論是从实践产生出来的，又必須回到实践，才能檢驗和修正它，使之更深刻、更正确、更发展、更完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因为理論依賴于实践，就否认理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列宁說过这样一句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动”；斯大林也說过这样的名言：“离开实践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离开理論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强調理論与实践的依賴关系，强調理論必須联系实际的同时，也严厉地斥責那些“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的人是“庸俗的事务主义家”，說他們“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針，沒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見。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革命如此，要“办科学事”的人当然也如此。因为革命同样是科学。“談科学話”的同“办科学事”的人，不論看問題、想問題、解决問題或听人們的批評，都不可忘記这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就是“科学”。

　　〔原載《前綫》1962年第9期〕

# 说道德（吳晗）

　　道德是不是永恒的，終极的，从此不变的，万古一致的？

　　恩格斯对这个問題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在《反杜林論》中說：

　　“所有已往的道德論，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經济状况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現在社会是在阶級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級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阶級的統治和利益辯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阶級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現对于这个統治的抗爭，而代表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九十六頁）

　　所謂阶級的道德也就是統治阶級的道德，它是为統治阶級利益服务的，統治阶級利用道德来說服、控制、剝削被压迫的臣民，并通过各式各样的办法进行它們的“道德”的宣传、教育。这种統治方法有时候比严刑重罰更有效，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資料的阶級，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产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阶級支配的。”（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六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五十二頁）这样，統治阶級的道德論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成为被統治阶級的道德論，巩固統治阶級的統治了。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級建立了巩固的統治权，不管换了什么朝代，是姓刘或姓李的作皇帝，不管是那个民族取得統治权，是汉族还是女眞、蒙古，統治阶級的道德并沒有改变，道理很簡单，因为变来变去，还是地主阶級的統治。

　　地主阶級道德論的核心，就是阶級的統治，要严格維持阶級秩序，从理論到房屋、衣服、車馬、称謂、法律等等，都按照这个原則，絲毫不許紊乱。

　　著名的孔夫子就要人們維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阶級秩序。教忠，教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他的学說是維护封建秩序的最有利武器，所以被称为圣人，两千多年来，任何王朝都崇敬他，让他永远在孔庙里吃一块冷猪肉。

　　孔子和他的后继者的学說，成为教育全国人民的經典，許多世代以来，人們都把他的学說作为判别是非的准绳。

　　妇女在参加生产劳动的时候，是有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只能参加家务劳动，甚至不参加劳动，社会和政治地位都大大降低了。到了宋朝，儒家們又提倡妇女守节，高大的石头牌坊，就不知道逼死了多少青年妇女，和难以数計的寡妇在礼教的压迫下，渡过凄凉寂寞的岁月。

　　小說戏剧里經常說的“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便是封建社会道德論最集中的表現。

　　現在，社会变了，地主阶級的統治一去不复返了。它們的道德論也随之而失去时代的意义和作用了。这是不容怀疑的。

　　問題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論的某些部分，有沒有值得今人吸取的地方？

　　我以为是有的。

　　例如忠，过去要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該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又如孝，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丧失劳动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該照顾父母？

　　至于誠实、勤劳、勇敢、克苦耐劳、雄心壮志这些美德，难道不都可以移用在今天？

　　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資产阶級的道德，精打細算，多方賺錢，难道不应該成为社会主义經营管理企业的一条重要原則，当然，本质改变了，資产阶級靠剝削工人，为自己个人賺錢，社会主义的企业經营管理則在工人的自觉努力下，为国家，为人民增加財富，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

　　由此看来，道德是阶級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級統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也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論是封建道德，还是資产阶級道德，无产阶級都可以吸取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級的政治、生产服务。

　　在文学艺术領域中，牽涉到古代历史的时候，要求古人具有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无疑是錯誤的。但另一极端，以今人的道德水准去衡量古人，以为古人一无足取，沒有值得批判继承的东西，看来也是不正确的。至于目前在爭論中的，封建时代的农民有沒有这种那种观点的問題，我看，讀讀上面所引的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話，也就可以解决了。

　　〔原載《前綫》1962年第10期〕

# 文丑与武丑（邓拓）

　　戏剧舞台上的角色，一般地分为生、旦、淨、末、丑各种行当；他們之中实际上又有文武的区别。这些区别是必要的，因为他們的艺术修养和鍛炼各有不同的重点。

　　旧时代一些所謂“上流社会人士”中，有的把各种角色的演員，看成是品格不同的等次；有許多更把所有的演員，通通看成是人格低賤的所謂“下流社会人物”。如此陈腐的观点現在虽然未必完全絕迹，但是，总不至于再有人公然抱持这种观点的了。

　　現在人們都承认演員同志是艺术工作者，是文艺界队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演員們自己也更加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和艺术水平。在戏剧学校中，每个学員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完善的教育和訓练，他們完全有条件能够变成有觉悟的有专长的艺术工作者。

　　作为艺术工作者，不管属于那一种角色，人人都一样受到了应有的重視。但是，我却听到有人对丑角看不起，甚至有的学生不願意学丑角。这显然是非常錯誤的。实际上，丑角和生、旦、淨、末等其他角色相同，都是舞台艺术中不可缺少的。无論文丑和武丑，都需要特殊的鍛炼和修养，决不应該等閑視之。

　　从某种意义上說，丑角更比其他角色为难得。历来有不少著名的演員，如果以角色行当来区分，那末，著名的丑角显然远不如著名的小生、花旦、青衣等数量之多，名气之大。这就证明丑角似乎更难扮演得好。武丑固然不好演，文丑尤其不容易演。

　　文丑和武丑练功大有不同。比如，在“时迁偷鸡”一剧中扮演时迁的演員，就是一名武丑；而在“苏三起解”中扮演崇公道的演員，则是一名文丑。武丑不但要具备武生的全套武艺，并且还要具备武生所不能做到的丑角技巧。文丑的本領也非寻常角色可比，就以道白而論，他就必須与众不同，最好能独出心裁，編出切合剧情而饒有风趣的道白。这一点可惜我們現在很少見到突出的成功例子。留心戏剧艺术的专家們，似乎有必要加以研究，提出改进的方案，努力提高丑角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

　　我国戏剧史上关于丑角的典型經驗有多少，我不熟識；但是，偶然看到古人笔記中所載的著名丑角的事迹，可以想見这一类典型例子恐怕还不少。

　　唐代的高择，在他所撰的“群居解頤”一书中，記載了唐懿宗李漼統治时期，在咸通年間，約当公元九世紀的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的丑角演員，名字叫做李可及，文化水平很高，常常随便說笑，都有独特的內容。据說，有一次他居然談論到儒、释、道三教的問題。有人問他：“释迦如来是何人？”他回答是“妇人！”問他有什么根据，他引证金刚經中“趺座而坐”这一句，反問道：“如果不是妇人，为什么說夫坐而后坐呢？”有人又問他：“太上老君何人？”答曰：“亦妇人也！”并且举出道德經上說的“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来证明他的論点，因而他又反問說：“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再問他：“文宣王何人？”答曰：“亦妇人也！”他引了論語中的一句話：“沾^[4]之哉，我待价者也。”以此证明：“若非妇人，实待嫁为？”你看他这样引經据典，利用同音异义的文字，发为詼諧滑稽的笑談。这确非寻常的演員能够做到的。

　　由此推論，我們現在的青年演員，对于丑角这一行，无論文丑和武丑，都不应該加以輕視，而必須从各方面提高水平。丑角如此，其他角色也应該如此。

　　〔原載《前綫》1962年第11期〕

# “教然后知困”（廖沫沙）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記》学記中的这两句話，人們談前一句的很多，談后一句的却还沒有。为什么不談？难道教的人都沒有“困”过，或者都不知有“困”么？孟子說，“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大概一当老师，还談自己在教学上的“困”，是很失尊严的。这眞是人之一“患”。

　　但是“教然后知困”，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現象。什么是“教然后知困”的“困”？給《礼記》作疏解的孔穎达回答得很好：“不教之时，謂己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則甚于不足矣！”意思是：不教别人的时候，还自以为什么都懂透了，等到教别人，才知道自己不过一知半解，实际还很不懂。要把自己懂得不透的，教人家懂，那不是比自己学而难懂更难一些嗎？——这是当教师的經驗之談。

　　“教然后知困”的“困”，至少有两方面：一是自己对所教的，是不是“諸事皆通”。“諸事”是指問題的各个方面，“皆通”是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都懂透了。当老师的如果沒有这样的把握，上堂讲課，就不能不发生“困”。二是如何把自己懂得的，也教别人同样懂。这是很不容易办的事。孔穎达在疏解“学然后知不足”这句話时，是这么解释的：“若不学之时，諸事蕩然，不知己身何长何短。”你看，要把一个“諸事蕩然”（即一无所知）的人，教成知道“何长何短”是多么难的事哪！

　　既然当老师，这两种“困”就在所难免，并不是什么見不得人、挂不上口的事；把自己的“困”，拿出来談談，共同研究一个解“困”之法，岂不是很好？

　　这些問題，如果叫我这个教学的門外汉談下去，也同样要发生“困”。困者，困惑或者困难也。这且不談。我倒想起苏东坡写的一个寓言，很能說明“教然后知困”的“困”之所在。

　　外国有个“瞎子摸象”的寓言，是說瞎子的調查研究工作很不全面，摸到象的一肢一体，就以为摸到全象。这只能怪瞎子自己以片面代全面。苏东坡写的杂文——《日喻》，却不是批評瞎子，而是批評教瞎子认識太阳的“有目者”。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銅槃。’”扣銅槃而得其声，他日聞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捫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小笛子）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轉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这个比喻当然不完全合适，但是它說明，要把一个从来沒有見过太阳的人，教他认識太阳，实在很不容易。苏东坡提出的一条办法，是“道可致而不可求”。就是对客观事物的規律，要經过亲身实践才能认識；“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都是办不到的。

　　但是这并不否认教和学的作用，“教然后知困”，教也是一种“实践”，經过这种实践，认識了“困”之所在，“知困然后能自强也”，那就好继續努力，解除自己之“困”，也解人之“困”。

　　〔原載《前綫》1962年第12期〕

# 说谦虚（吳晗）

　　“謙受益，滿招損”，这两句經过无数世代、无数次实践总結出来的經驗，流传到今天至少有两千多年了。这是普遍眞理，任何地区、时代都适用的眞理。这条眞理指出了人們成功和失敗的道理，但是，可惜得很，并不是所有的人們都能从这两句話受到教益。

　　人們对事物的认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于新的事物，总是从不认識到认識一些，认識得更多一些，从无知到有知。这是一个不可违反的客观規律。先知先觉，对新萌芽的事物，一露头便能认識其全部意义、內含規律的人是不存在的。相反，所貴于先知先觉的，正是因他們具有丰富的实践經驗，能够认識这是个新事物，是萌芽，对之采取欢迎，扶植，研究的态度，时刻注意，逐步增加认識，理解，达到更多的更完全的认識，使之成为人們共有的知識，都能认識的事物。先知先觉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他們首先有了很多知識，而又承认自己知識不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对新事物采取謙虛、謹愼、严肅、认眞的态度。

　　当然，有更多的人并不是这样对待新事物的。他們滿足于已有的知識、經驗，滿足于当前的环境，对新事物的出現，一看脸孔驀生，不是采取怀疑的态度，不加理睬，不去注意，就是大喝一声，那里来的异端！一棍子打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有不少科学家认識了眞理，并且坚持了眞理，結果被过去愚昧的統治者杀死，烧死，他們的学說，著作也被禁止、焚毁。但是，人可以被处死，书可以被烧毁，眞理却是杀不死，烧不坏的，不但一直流传下来，而且愈来愈发出燦烂的光輝。

　　不过，話也說回来，人們对新事物的认識也还不是一帆风順的。正因为不认識，所以很容易犯錯誤。人們总是从不断犯錯誤中增长知識的，“吃一塹，长一智”便是这个道理。认識有个深化的过程，需要时間，更需要不断的試驗，在这个問題上害急性病，要求在很短时間，不經过試驗，不犯一些錯誤，就能全部掌握新事物的規律，这种人只能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者。

　　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对于我們来說，是个全新的事业。要认識、掌握建設的規律、法則，是需要一个认識深化的过程的。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有一些缺点，是难免的。問題是对待錯誤、缺点的态度。只要能够不断发現錯誤、缺点，而又能够不断改正这些錯誤缺点，从錯誤、缺点中学会新的知識、本領，便可以达到知識、經驗的不断深化，完全的过程，从而逐步掌握規律，达到胜利。

　　研究学問也是如此，沒有一个学者是个全才全能的，像旧小說所写的“諸子百家，无所不曉，九流三教，无所不通。”这样的人物只能是虛构的。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学术分工愈益細密了，从此，不但通曉各种科学的人并不存在，就是对于自己所专門研究的学科来說，也还是有大片的空白园地，广大的未知的領域存在。不认識这一点，学术的进步、提高就会受到損害。以此，学术研究工作者也必須抱謙虛、謹愼、严肅、认眞的态度，首先要承认自己知識不够，才能去探索、研究这未知的領域，并且要下定决心，不怕失敗，要从不断失敗中丰富知識，把未知的領域逐步縮小，从而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在这个問題上，采取自滿的态度也是不行的。

　　总之，在任何工作中，都要記住这两句話“謙虛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

　　〔原載《前綫》1962年第13期〕

# 专治“健忘症”（邓拓）

　　世上有病的人很多，所患的病症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病症，名叫“健忘症”。誰要是得了这种病症，就很麻煩，不容易治好。

　　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有許多症状，比如，見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說过的話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記不得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瘋卖傻，不堪信任。

　　明代陆灼的“艾子后語”中記載了一个故事，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他写道：

“齐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智，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师之？其人曰：善。于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系于树。便訖，左顾而睹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几乎中我！右顾而睹其馬，喜曰：虽受虛惊，亦得一馬。引轡将旋，忽自践其所遺糞，頓足曰：脚踏犬糞，污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归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岂艾夫子所寓耶？其妻适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伤人？”

　　看来这位健忘病者的症状，已經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但是，我們还不能估計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大概总不外乎发瘋或者变傻这两个結果。

　　据中国古代医书記載，患这种病的原因确有两类，因此，就表現出两个极端化的症状。如据“灵樞經”所載，这种病的一个起因，是由于所謂气脉顛倒失常，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說話特别吃力，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瘋狂。还有另一种病因，則是由于腦髓受伤，一陣陣发麻，心血上冲，有时不免昏厥，如果不早治，必致成为傻子。如果发現有这两极化任何一种的現象，必須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話都不要說，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說話做事，就会出大乱子。

　　那末，对这种病症，难道就沒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嗎？当然不是。比如，古代有的巫医，主张在发病的时候，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一次不愈，則連治三次。不过这是巫医的做法，沒有科学根据，不足置信。現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不过这种办法一般的也不敢采用。

　　我近来翻閱“黃帝素問”，发現其中对健忘症有比較多的解释。如說：“春脉太过，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顛疾”。又說：“經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肌肉阳气竭絕，令人善忘”，我觉得这几条說的比較概括。又按明代流行的“圣惠方”所載，治健忘症有两个特效的药方，抄录如下：

　　一、巴戟天丸，专治健忘之症：巴戟天半两，石菖蒲、地骨皮、制远志、白茯神各一两，人参三錢，共为末，粘米粉同白茯苓末一两作糊，以菖蒲湯調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

　　二、丹参飲于^[5]，治健忘，令人聪明善記：石菖蒲一錢，丹参、当归、白术、天冬、麦冬各一錢半，貝母、陈皮、知母、甘草各七分，黃連、姜汁炒五分，五味子九粒，水半盞，姜一片，煎八分，不拘时溫服。

　　这两个药方，对于健忘病者是否完全适用，需要請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

　　〔原載《前綫》1962年第14期〕

# 志欲大而心欲小（廖沫沙）

　　詩圣杜甫，好詩当然极多。但是我在青年时期讀杜詩，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却是《奉贈韦左丞二十二韵》，我对这首詩感触深刻，以至三十多年来还能随口背誦，例如“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讀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我背誦得最熟而又感受最深的是这几句：“此意竟蕭条，行歌非隐論^[6]，騎驴十三載，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門，暮随肥馬尘，殘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每当背誦到这些地方，不但心里是酸酸的，而且眼前立即浮現出一个年逾三十还飄泊无依的穷书生，生活逼迫着他风尘僕僕地东奔西走。

　　在我的青年时期，我之所以对这首詩感触特别深刻，是因为我虽同杜甫相隔一千多年，自己的才能更不能与杜甫相比，但是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大体相似，同样是“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阶級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任何一个“自謂頗挺出”的穷青年，即使滿身抱負，壮志凌云，也都无济于事；在社会上闖来闖去若干年，最后不能不落为“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鱗”。

　　在杜甫的时代，以他的才能和抱負，青年书生的出路只有一条：“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一旦此路沒有走通，那就陷入四門无路的絕境。唐宋以后直到解放前为止，知識青年的出路就是那么窄狭，而且愈往后愈窄狭。秦汉間，似乎还可以“学书不成去学劍”（史記），班超投軍^[7]从戎，就是有名的历史故事。据《后汉书》班超传：“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貧，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輟业投軍^[8]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騫，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他总算得到父兄（班彪、班固）的庇蔭，找到笔硯以外仅有的一条出路。倘使他生在杜甫的时代，又沒有父兄的扶助，投了笔，还有什么可干的事呢？他的“壮士志”，最后恐怕也只好像杜甫一样，“此意竟蕭条！”

　　这样的时代，現在是一去不复返了！現在的青年，既不是处在杜甫的时代，也不能理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的社会阶級境界，更用不到“騎驴十三載”，“到处潜悲辛”了。也不再像班超，須到“异域”才能“立功”，而且一投笔，就“左右皆笑之”。現代的青年，如果放下书本，不仅不是沒有事可干，而是可干的事业实在太多，无論哪一行哪一业，他都可以为国家人民立功，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英雄豪杰。問題是青年們自己的“志略”如何，立的是“大志”，还是“小志”？

　　志，就是奋斗的目标，《尙书》：“若射之有志”。“有的放矢”的“的”，当然有大有小，大“的”是容易射中的，小“的”不易射中。用“的”来比“志”，也有同样的規律。在私有制社会，一般人只能从个人利益出发来立志。班超的“以取封侯”，算是他的“大志”，但是从今天看来，实际不过是个“小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已經有些超出个人的范圍，但仍然是从封建統治阶級的利益出发，同我們这个社会的“大志”有根本性的区别。我們的“大志”，即奋斗目标，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建設，人民群众的利益。

　　讲到这一点，青年同志們或許会不約而同的說：这还用你来提醒嗎？我們誰不是立下这样一个“大志”跨出学校大門来的呢？这当然是事实。当今之世的青年，抱有这样大志的是多数；但也仍有一些人，分不清大志和小志的界綫，口里說的是大志，心里想的却不出小志的范圍，有的在工作崗位上、工作条件上择肥拣瘦，有的在工作地区上怯寒避暑，有的在专业上患得患失。面前摆着海闊天空的大路，却躊躇而不前的人也有。現在的青年人不是出路太少，而是出路太多，可是有些人对出路却选择得过严而不是过宽。从这些方面看来，这部分青年同志，同杜甫所碰到的“悲辛”，正好是个反面。

　　唐朝有个孙师^[9]邈，說过两句有名的話：“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这是两句很好的話。但是我还想借他的第一句話用一用，并且把“胆”字改成“志”字：“志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大”就是立志要立到大处，即立到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上；“心欲小”，就是把个人的利害得失放在次要的、最小的地位。不要把大志同小心眼攪混了，甚至顚倒过来了。

　　孔子說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議也！”孔子是封建主义的圣人，他的道也是封建主义之道。但是他主张为了封建之道，就不要計較个人的衣食好坏；如果只讲究吃穿，就不配談什么“道”了。难道我們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还能計較个人的什么得失么？

　　〔原載《前綫》1962年第15期〕

# 再说道德（吳晗）

　　“說道德”一文发表后，好几位热心的朋友写信来，提出了一些意见。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

　　在說道德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由此看来，道德是阶級的道德，道德是随着阶級統治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也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无論是封建道德，还是資产阶級道德，无产阶級都可以吸取其中某些部分，使之起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級的政治、生产服务。”

　　这个論点有一些人不贊成。主要的理由是无产阶級怎么能，怎么可以继承封建地主阶級、資产阶級的东西？要是能、要是可以的話，阶級立場到那儿去了？

　　这里应該說明几点：

　　我們所說的继承，应該是批判的继承，是继承其中好的部分，决不可以认为連地主阶級的剝削、压迫也继承下来。

　　批判地继承是完全必要的。无产阶級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統治阶級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末，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級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創造了。問題是在古代，无产阶級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創造呢，也不大可能，列宁不是說过嗎？“无产阶級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級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說。无产阶級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資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創造出来的全部知識发展的必然結果。”（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在广义的范疇来說，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

　　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封建地主阶級的道德有沒有值得批判地继承的問題。

　　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孟子，一个是文天祥，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阶級地位很清楚，决不是无产阶級，也不能算人民大众，而是标准的典型的封建地主阶級的代表人物。

　　孟子和他的学生討論大丈夫的定义：“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順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斥責公孙衍、张仪为妾妇之道。他认为大丈夫的标准应該是个这样的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封建时代的道德，也是我們中华民族的光輝传統，在古代历史上曾經有过这样标准的无数伟大人物，在近、現代的革命史中，也出現过符合这个标准的无数烈士和英雄人物。

　　文天祥在他有名的正气歌中，指出：“时穷节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簡，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軍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賊笏，逆豎头破裂。”（文天祥文山全集卷十四）在环境特别困难时，在是和非，忠和逆，正义和不义的扶^[10]择中，这些历史人物（包括文天祥在內）都牺牲或者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持了孟子所說的大丈夫的品德。这些人物虽然都是地主，都是官僚，但是，在和恶势力斗爭中，他們却都是大丈夫。

　　从这些封建时代的言論和人物的表現中，对照我們无产阶級的道德标准，不是可以看到道德是可以批判地继承么！

　　〔原載《前綫》1962年第16期〕

# 多用心（邓拓）

　　最近有几位大学毕业生，正要准备到工作崗位上去，他們向我征求意見。我除了鼓励他們在工作中要认眞負責、边学边做，努力完成任务以外，特别着重地說明了一个問題，这就是：无論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情，都要多用心。

　　为什么要强調多用心呢？因为現在的确有一些人不善于用心，甚至于不喜欢用心，只希望自己越省心越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問題，滿不在乎地耍一套“太极拳”，就把事情对付过去了。这种現象虽然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可是影响却很不小，无形中造成了一股歪风，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其結果就可能会妨害我們的工作不能更快更好地取得应有的效果。

　　針对着这一种不良傾向，年青的大学毕业同学們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一定不能随波逐流，沾染上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大家交換了許多意見，认为有必要好好地提倡每个人时刻用心，以保证做好自己崗位的工作。

　　大家知道，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时候，毛主席曾經題了“多想”二字作为对报紙編輯部的贈言。現在看这二字題詞，虽然已經有二十个年头过去了，然而这对于今天的我們，却还是需要认眞复习的課題啊！

　　我們現在說的多用心，同多想是一个意思。即便有人认为做工作处处用心是指的一絲不苟的負責精神，比不得在巨大政治問題上的思想活动。其实在具体工作上用心，同样表明我們对每个具体問題也要把它們同大的政治問題联系起来，反复多想。当然，我們对于党的路綫、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特别应該多想，多学习，多体会，多研究，才能正确理解，融会貫通，在实际工作中貫彻执行。

　　用心、用思想是一种习慣，要努力养成。有一种懶人，随你怎么說，他还是不用心，不用思想，非經多次碰釘子不会改变。他們还有一种求省心的哲学，认为多用心是无益而有害的。这种人的代表在現时我还举不出适当的人，在古代則可以举出宋代程朱学派的所謂“理学家”为代表。

　　朱熹看到“論語”“公冶长”中有“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一句，拿起笔来就加了一段批注，他引述了程伊川的观点写道：

“思至于再則已审，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这就是說，他反对三思而后行的正确态度，而认为只要稍为一想就行了，頂多想两次，如果想了三次反倒不好。他的理由是想到第三次就会起“私意”，这显然是他的主观偏見。本来所謂三思乃是反复多想的意思，还不止于想三次哩！朱熹的見解現在看来还不如清代三河县知事刘宝楠的观点高明。刘宝楠說：

“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审愼也。”

　　应該承认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按照現代自然科学的原理来审查这一种說法，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合乎科学的。因为中国古代对于思想活动过程的分析，有唯心的，也有唯物的。而“思”这一个象形文字，最初創造的时候，显然是以朴素的唯物观点为指导的。

　　据段玉裁注“許氏說文”第十篇所載，“思”字从“心”，从“龱”。而“龱”字乃“头会脑盖也”，注曰：“首之会合处，头髓之覆盖。”韵会曰：“自龱至心，如絲相貫不絕也。”这就证明，古人完全懂得思想过程是依靠心臟和大脑的配合活动的。“龱”字讀音为“息进切”，宋人刻本誤为“囟”，非也。龱的篆文是“⊗”，象形人的大脑；而心的篆文是“”，象形人的心臟有四对互相对抗的神經，与大脑的两半球相連。这无疑是古代人根据古代解剖学所得的知識而創造出来的文字，完全合于科学。

　　所以，我們提倡多用心，并不违背現代科学观点，并不忽視大脑的作用。我們是按照中国人历来的习慣用語，来說明运用思想的重要性。

　　〔原載《前綫》1962年第17期〕

# 历史会不会重演？（廖沫沙）

　　历史会不会重演？有两說：一說会重演；一說不会重演。据我看，两說都不切合历史的发展規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可能重演，又不完全重演。列宁說过：“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迴的”（《当前的主要任务》）。馬克思甚至同意黑格尔所說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两次”；不过他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現，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現”（《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中說：“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发展的看法，大体是这样：在历史的整体上，是不可能重演的；但是在历史的局部、即个别的事件或个别人物，却經常有反复重演的現象。而这种重演又将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不同的結局。

　　就以美帝国主义的間諜飞机“U—2”为例吧。相隔不过两年多，它就前后两次重演被击落的“悲喜剧”。前一次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它在苏联的領空上被击落，成为当时哄动世界輿論的事件，当时的美国总統艾森豪威尔被輿論指責得窘态毕露，陷于无容身之地。可是曾几何时，以“和平”的面貌出現的美国总統肯尼迪，又心痒难耐，旧病复发，派遣他的同一型号的“U—2”飞机滿天飞，不但在今年的八月重犯苏联的領空，而且在九月九日，又在我国的領空上重演被击落的丑态。“U—2”飞机的侵略飞行，在苏联的領空是历史的重演，在我国的領空也是历史的重演。美帝国主义派到我国来的間諜飞机，不是第一次被击落，而是第四次被击落了。

　　如果单就前后两架“U—2”飞机被击落，同样哄动世界的輿論来看，我們眞会觉得历史是在毫发不差的重演。全世界的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这种侵略罪行，同声表示憤慨，那是前后一致的；美国和西方資产阶級报紙的新聞和評論，对美国統治当局的窘态描繪，也前后两次，如出一轍，連許多措辞都一模一样：“尷尬”、“为难”、“苦恼”、“焦急”、“难堪”、“混乱”……如果我們讀讀西方資产阶級記者的大作，就好像看到了一九六〇年“U—2”第一次被苏联击落时的景象。

　　但是历史終究是不可能完全重演的。美帝国主义要重演历史是不可能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爭，积数十年的經驗，已經得出結論：“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爭》）。中国人民都懂得：“搗乱，失败，再搗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流，虽然坚持这条搗乱、再搗乱的邏輯，但是遇到了中国人民，却不会对他們发生任何幻想，不会幻想他們經过一次失败，再次失败，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九五八年九月，毛泽东同志把美帝国主义占領我国台湾和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比作“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把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美国“U—2”飞机的滿天飞，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在自己的脖子上套絞索；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交来的这种絞索的另一端，是知道該怎么办的，那就是抓紧这条絞索不放手。中国人民决不会因为看到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絞索拉得过紧，以至使它苦恼、焦急、难堪，或者掙扎难忍，命在垂危，就把握在手中的絞索放下来，赶忙去“救死扶伤”。中国人民虽一向讲仁道，但对待美帝国主义，却是拉紧它头上的絞索，直到絞死它。

　　〔原載《前綫》1962年第18期〕

# 谈火葬（吳晗）

　　火葬自古有之，不从今日始。有人以为直到現在我們才提倡火葬，这是錯誤的。

　　有的人认为火葬只是佛教徒习用的丧葬方法，自佛教传入以后，非佛教徒才跟着学的。例如《搜采异聞录》就說：“自释氏火葬化之說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这是不对的。因为根据文献材料，从佛教传入以前，或者佛教并未流行的地区，就已經有火葬的习俗了。例如《列子》里說，秦国的西面有个义渠国，人死了，堆积柴火，把它烧化，柴烟上升，叫作“登遐”，这样，才称为孝。《荀子》也說，氐、羌地区的人民，不怕别的，就怕死后不給它烧化。由此看来，在古代，我国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是习惯于火葬的，认为火葬是好事。

　　契丹族的平民也有火葬的习俗，如宋张舜民《画墁录》在記了辽使死后的葬法以后，就說“賤者則燔之以归。”五代石晋是沙陀族，石敬瑭的皇后李氏和妃子安氏在被俘到建州病死后，也都是火葬。

　　汉人中有一些地区也有火葬的习俗，古代的文献虽然无可查考，但至少在十世紀左右是有明文紀載的。例如史书紀載山西地区地狭民稠，最亲近的人死了，也用火葬。韓琦鎭并州（今山西阳曲）时，用公家的錢买了几頃地，提倡土葬。但是，看来民間还是沿用火葬的方法，因为不久以后，公元一〇九一年，范純仁鎭太原的时候，还是“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范純仁只好叫他的下屬收拾无主的烧掉的骨头分别男女安葬，达几万具尸骨之多。由此可見，火葬在这个地区是很流行的。

　　东南地区也是如此。《宋史》記：“紹兴二十七年（公元一一五七年）禁民間火葬投水中者。”由政府頒布法令禁止火葬，可見火葬流行之广。但是这条法令并沒有得到貫彻，《宋史·礼志》說：“紹兴二十八年，戶部侍郎荣薿言：比因臣僚陈請禁火葬，令州县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誠为善政。臣聞吳越之俗，丧葬費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貧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务从簡，是以从来率以火葬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况州县休息之久，生齿日繁，所用之地，必須寬广，仍附郭近便处，官司以艰得之故，有未行标撥者。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貧下之家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詔依。”由此看来，經济条件是决定当地人民葬俗的根本因素。山西、江苏、浙江等地，人口稠密，耕地不够，除了貴族、官僚、地主以外，一般貧苦百姓，是葬不起土葬的，甚至中等以上的人家，也乐于火葬，如宋周煇《清波杂志》所說：“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正如《中說·天地篇》所說的：“古者不以死伤生，不以厚为礼。”死人不应該和活人爭地，火葬是节約农业用地的好办法，广大人民是乐于采用的。

　　正因为火葬在民間有深厚的經济基础，政府有禁令也不管事。公元一二六〇年，吳县尉黃震还写报告，請求把通济寺煇人空亭取消。并且說：“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烧，名曰火葬，习以成俗。”元朝也是盛行火葬的，《明通紀》載：“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令天下郡县設义塚，禁止浙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貧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寬閑之地，立为义塚。敢有习徇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命部著之律。”黃瑜《双槐岁鈔》也有相同紀載，并說是明太祖和陶安登南京城楼，聞到焚尸气味以后，才决定下禁令的。但是，有了法律条文禁止也还是不发生作用，黃汝成在《日知录》火葬条的案語說：“火葬之事，杭城至今犹沿其俗。”便是证明。

　　一千年来，有些地区的广大人民习惯于用火葬，而封建統治者却用法令禁止火葬，这是一个历史上久已存在的斗爭。土葬要占用生产用地，城郊近便地带土地有限，而每年死亡的人却与年俱增，墓地愈多，耕地便愈少，这一点，劳动人民是看得清楚的。他們也懂得“骨无痛痒之知”，对父母的孝不孝不在于土葬和火葬的区别。以此，尽管許多朝代都頒布了禁令，火葬却仍然在民間流行。斗爭中失敗的是封建統治者而不是劳动人民。这是一个优良的民族传統，是值得继承推广的。

　　〔原載《前綫》1962年第19期〕

# “植物猪肉”（邓拓）

　　从广东来的同志談起，广州市郊三元里人民公社，正在大量种植蘑菇，成績很好，現时逐漸推广，科学家鉴定认为营养价值很高，称为“植物猪肉”。

　　这个消息很值得重視，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过去曾經积极宣传蘑菇的好处，建議朋友們試种各色品种的蘑菇，現在南方的科学家也在推广蘑菇，并且证明它的营养价值不亚于一般肉类，这当然是对蘑菇种植业的巨大鼓舞。

　　蘑菇原产地是北方，如果南方能够大量种植，那末，北方更可以大量生长了。据說三元里公社現时种的蘑菇，每平方公尺的面积能产二点三六公斤的蘑菇。他們还有一点經驗是种植过程不必投資太多，不必搞特殊設备，冬春两季也不要加溫保暖設备，所以成本較低，盈利較大。

　　有人怀疑“植物猪肉”这个名称，认为它太好听了，蘑菇不配得此佳名；甚至于有的认为多吃蘑菇对人体有害。我問广东的同志：你們怎么解释这个問題呢？他的回答非常簡单：把科学分析的結果公布出来，怀疑自然打消了。他們分析的結果证明，蘑菇所含蛋白质占干物质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含糖类占百分之十至十五，并且含有脂肪和大量的維生素甲和維生素丙。因此他們就把它称为“植物猪肉”。

　　不过，我看无論叫做“植物猪肉”或其他名称都沒有关系，只要看那种名称更能够确切地表現蘑菇的特点。宋代淳祐年間出版了陈仁玉的《菌譜》一书，明代又有潘之恒的《广菌譜》，对于当时已发現的各色各样的菌类都做了介紹。例如，其中关于“磨菰蕈”的說明是：

“磨菰蕈……埋桑楮木于上^[11]中，澆以米泔，待菰生，采之，长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軟。……俗名鸡足磨菰，謂其味状相似也。一种状如羊肚，有蜂窠眼者，名羊肚菜。”

　　可見古人也有把磨菰叫做“鸡足磨菰”和“羊肚菜”等等名称的。山西五台山一带还有一种蘑菇，名为“天花蘑菇”，从来被认为是蘑菇中最珍貴的品种。古人把蘑菇叫做菌，又叫做蕈，实际上沒有多大区别，只是生长的条件不同。据宋代黄休复的《茅亭客話》中說：

“夫蕈菌之物，皆是草木变化。生于树者曰蕈，生于地者曰菌，皆湿气郁蒸而生也。”

　　大概营养价值高的蘑菇，必須是生长在肥沃的培养基上，能够吸收到充分的养料。至于培养基不好的，长出来的蘑菇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营养价值。甚至于有的培养基有毒，就只能长出毒菌，吃了要中毒，不可不愼。

　　現在我們在北方和南方各地栽培的蘑菇，是經过选择优良菌种，进行有計划的种植，所以它們的营养价值，确实比自然生长的任何蘑菇都更高。如果把这种蘑菇叫做“猪肉蘑菇”我想就更恰当。因为这是用猪肉来形容蘑菇的，这不是比“植物蘑菇^[12]”更容易了解嗎？

　　〔原載《前綫》1962年第20期〕

# 不要囫圇吞枣（廖沫沙）

　　讀书、讀文件都不要囫圇吞枣，但也常常免不了囫圇吞枣。

　　比如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讀到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这一段十分重要，每一句都发出金石之声。但是在这段中間，就很容易把一两个不可等閑視之的“枣核”順口吞下去了。这中間有两句話，我觉得应該好好咀嚼一番：“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阶級不甘心于灭亡，他們总是企图复辟。”

　　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阶級如果只是有“复辟”的“企图”，那是人們都易于理解的。但是他有沒有“复辟”的可能呢？这就难以設想了：他有这个可能嗎？决不可能！于是乎这个“枣核”在人們的头脑中順流而下，毫无阻拦地过去了，誰还再去想它？

　　容易囫圇吞枣的原因，是眼前以至过去的实践經驗中，还沒有遇到过它，所以理論同实际联系不起来。人們的认識，总是要以实践經驗为依据的。

　　不知道别人如何，我却常有这样一个体驗：过去讀过的书，并沒有留下什么印象，隔了若干年再来讀它，会发現許多許多意义深刻的至理名言，对自己理解当前的問題大有帮助。为什么当初讀它竟沒有发現，也沒有記住呢？原来是当时囫圇吞枣，順口吞下去了。

　　十多年前，我也讀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书。虽然觉得它十分重要，很认眞地讀过它，但是对书中讲阶級斗爭的持久性，却沒有留下什么印象，都囫圇吞枣地吞下去了。直到最近讀刘少奇同志的《論共产党員的修养》，見他引用列宁在那本书中的两段話，才又去找原书来重新看看。一看原书，竟好像哥侖布发現了新大陆，原来列宁在这本著作中反反复复所說明的，不止是阶級斗爭是“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而且还說明：“无产阶級专政是新阶級对較强大的敌人——資产阶級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无产阶級实行专政之后，資产阶級还是“較强大”的敌人，这一点我从沒有料想过，要对它进行“最无畏”的战斗，我也从沒有想到过。更使人触目惊心的，是列宁讲到，苏維埃政权建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出身的人进入党內、苏維埃內、法院和行政机关，如果不“战胜他們，改造他們，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們”，那么，資产阶級的偏見和影响，就会在苏維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机关“复活起来”。列宁甚至說：在工程师、教員、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資产阶級議会制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

　　被推翻的反动統治复辟，有沒有历史的先例呢？列宁在另一本名著《无产阶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举了一段历史为证：

“如果剝削者只在一国內被打倒，他們就依然比被剝削者强大，因为剝削者的国际联系是非常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剝削者，一部分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是会跟着剝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

　　列宁在这里結論道：“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

　　“巴黎公社”的革命，被反动統治阶級的复辟所替代，这是九十多年前的历史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們的現代，还有沒有被推翻的統治阶級复辟的呢？六年前的匈牙利事件，是复辟沒有得逞的一例；其他复辟已成或将成的，也不是沒有。

　　这样看来，十中全会公报中所說的：“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阶級不甘心于灭亡，总是企图复辟”。虽只有这样两句話，也不可以囫圇吞枣地讀过去。

　　〔原載《前綫》1962年第21期〕

# “从善如登”

　　有句古話說：“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学好，像登山，要步步用力，坚持不懈；变坏却比較容易，一失足就会弄得不可收拾。——用这个意思来比喻无产阶級革命者的思想修养，是不是有点道理？

　　过去人們說“从善”很困难，而“从恶”却比較容易，往往是由“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的。荀子用这个观点同孟子的人性本善的观点相对立，說“其善者伪也”，所以要經过“师法之化”和“礼义之教”，强調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这里有唯物主义的东西，比起“性善”說那种神秘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議論要高明。但是，无論性善說还是性恶說，都是抽象地超阶級地（实际上当然“超”不了）議論“人性”和善恶，都是不科学的，违反事实的。至于近代資产阶級公然用自己的阶級性来冒充普遍的“人性”，說什么“人不为己天誅地灭”，“自私是人的天性”，“人对人是狼”，那就把“人性本恶”的議論变成了为資产阶級的丑行辯解的工具了。

　　不用“人性本恶”的观点，又怎样說明“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个現象呢？

　　我們所說的无产阶級革命者的修养，不是什么抽象地去恶从善，而是无产阶級思想同資产阶級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級思想）的一場实实在在的斗爭。阶級的思想，反映阶級的地位、利益、要求、情緒、传統，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历史的現实中的，又是牢牢地浸透于人們的思想、生活、工作、作风、习慣之中。所以，两种思想的斗爭一般地說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过程。任何一种阶級的思想，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呼之使来揮之使去的。

　　可是，旣然思想斗爭是新旧两种思想的斗爭，那就应該說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困难的，为什么偏偏要說新的克服旧的是困难的（“从善如登”），而旧的战胜新的却是容易的（“从恶如崩”）呢？

　　新的思想，无产阶級的思想，代表着历史的方向，最終一定会在全世界彻底战胜和消灭資产阶級和其他一切旧的思想。就这个总的长远的趋势看，不能說新的战胜旧的是更困难的。相反的，倒应該說，旧的战胜新的是更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一个无产阶級革命者的个人修养来說，从教育和改造党員和群众的具体任务說，还是应該强調克服旧思想是个困难的任务，强調向旧思想屈服的危险。这又是为什么呢？战略上藐視困难，战术上重視困难的原理，这是一般地适用于說明任何革命工作的，当然也适用于說明思想改造这个任务。不过，战术上重視，一定有所以要重視的具体理由，否則是重視不起来的。在思想改造这个問題上，具体的理由有两方面。一方面，私有制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剝削阶級思想的統治和其他私有者阶級的思想也存在了几千年，現在在三分之二的世界上这个情况还沒有改变。在三分之一的世界上新社会的出現时間还极短。所以，一切出生和生长于旧社会和現时代的人，都不能很容易地摆脫这些旧思想的影响。要摆脫掉，决不像洗澡換衣服那样簡便，而需要下一番脫胎換骨的工夫。就群众来說，这需要一个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有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基础，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就一个人来說，这是一輩子的事，需要在革命实践的熔炉中一炼再炼。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条件，革命任务的发展变化，无产阶級本身以及无产阶級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自在”到“自为”，从領导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到建設，从国内的活动到国际的活动等等，在每一个轉变关头，在每一个新的任务、新的情况面前，都有新的問題要解决。革命者的思想要跟上形势，就必須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步一步向高处攀登。在这里，用“登”来比喻进步需要努力，用“崩”来强調墮落的危险，是有道理的，是积极的。

　　〔原載《前綫》1962年第22期〕

# 理想在两只手上（廖沫沙）

　　遇到一位从南方回北京乡下探亲的同志，談到他回乡感想。他所談的感想很多，其中有一点使我特别兴奋，就是他們村里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多起来了，在人民公社甚至还可以碰到几位学农业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家乡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县。据他說：二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乡去参加抗日时，他們县里中学生很有限，他們村里只有他一个人上中学；那时全县的大学生只有两个，都是地主的儿子，并且住在北京城里，不回家乡。可是現在，仅仅他們一个村，就有中学毕业生好几十人，上大学的也有几个。他还听說今年全县回乡参加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有七、八千人。

　　“农村的面貌的确大变，只看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提高，就会感觉出这种变化。”——这就是他的結論。

　　他的感想也引发我許多感想。

　　我离开家乡快四十年了。在我离乡的年代，不要說上中学大学的人很稀少，就是能上高小的人也不多。农村沒有高小，上高小要到县城；县城沒有中学，上中学得到省城或府城；省城也很难有什么大学，上大学更得远到武汉、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所以上中学的人本来就少得很，加上出門路远，只要一上中学，就往往杳如黃鶴，一去不复返。在那个时代，农村里如果想要找个中学生，敲鑼都不会找到。至于大学生，連想都不敢想。

　　为什么那些上中学大学的青年，都不回农村呢？眞的因为路远回不来么？并不是的。在旧时代，上学念书的青年有两大类：地主富农的子弟，毕了业回乡觉得不光彩，即使回乡也决不参加劳动，仍然当他的地主，过他的老爷生活，像《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另一类是家境虽不富裕却也不是极貧的中农子弟，偶然得到亲友的扶助照顾，凑些錢去上中学、大学。这类人数更少，但又分两种結果：一种是上学以后受到資产阶級教育影响，一毕业就忘了本，不願回乡，更不願参加农业生产；还有一种，是在中学或大学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受到政治压迫，要回乡也回不了。

　　上学念书的青年，有的不願回农村，有的回不了农村，农村不仅穷而且白。穷和白是一母双胎，穷了必然白（沒有文化），白了一輩子受剝削、受穷。要不是遇到革命，农民的穷和白，是翻不了身的。

　　現在，穷和白正迅速地改变着。我們的农村已經打倒了地主富农，有了人民公社，現在又有了成千上万大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农村由穷变富，由落后的农业生产走向現代化的农业生产。一个伟大的理想境界要在我們的手中实現了。

　　一談到理想，我不能不記起毛主席說过的一段极其重要的話：“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国家現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間內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給我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現还要靠我們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气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青年人，尤其是上过中学大学的青年人，总是有理想，也爱談他的理想境界的。在这里，我想根据毛主席的这段話，給“理想”作个注解：什么是青年人最高的理想？那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实現这个理想的境界？要靠我們的辛勤劳动。对于农村知識青年来說，那就是把实現理想的双手，放在祖国广闊的田野上！

　　〔原載《前綫》1962年第23期〕

# 禁于未发

　　有一些教师和家长为着自己的学生和子女染上一些不良习慣和行为而深深地苦恼着。当他們煞費苦心地用各种方法企图从孩子身上驅除这些不良习慣和行为时，就会发現这是十分艰难的工作；但他們可曾想到：这些坏习慣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爬到孩子身上的呢？

　　我国有句名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身上的坏习慣也絕非一朝一夕形成的。“禍之作也，非作于作之日，必有所由兆”。孩子的坏习慣坏行为的形成，必然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有一个由輕微而加深、而严重的过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比如一个好的医生，他总是告訴人們增强体质，預防疾病的道理。看来教师和家长們对待孩子身上可能产生的各种不良傾向，也应該采取“預防为主”的办法的。

　　我国古代的一本著名的教育理論书籍——《学記》中說，“禁于未发，謂之豫”，这句話給我們提出了一条极有价值的原則。問題已經发生了，当然要想尽一切妥善的办法，使孩子的坏习慣、坏行为得到糾正；但更积极更主动的办法应該是“禁于未发”，不要等孩子变坏了才去教育。

　　要眞正做到“禁于未发”，教育者必須具有很高的責任心和思想水平，需要做大量的深入細致的工作。古人有言：“智者見于未萌”。教育者要作到“禁于未发”，首先得有“見于未萌”的眼光。这就是說，教育者一方面要对孩子进行大量的正面教育工作，比如：用浅显易懂的道理，用生动的事例和英雄形象来感染孩子；用教师和家长的模范行动来引导孩子；对孩子的兴趣爱好，要用各种办法积极誘导，使其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扶植和发揚孩子身上已萌芽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教育者要对孩子的一些缺点、不良品质，要“見之于未萌”。这就要求教育者对孩子有透彻的了解，对孩子可能发生的一些不良的习慣和行为，能够早有預見，并且采取适当的方法，防止孩子向錯誤的方向发展。因此，教育者应該在和孩子的日常接触中，細致地观察孩子的言行举动，善于通过孩子的細微的言行举止，洞察孩子的內心变化，不放过任何一个值得注意的动态。但是，我們曾見到过与此相反的情况，有些家长平时对孩子放之任之，不加管教；对于孩子日常言行中許多值得注意的表現毫不介意，例如：发現自己孩子拿其他孩子的玩具，自己孩子占了别人的便宜，却滿不在乎地說：“小孩子嘛，沒什么了不起”。又如：孩子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欲望而在媽媽前面假传爸爸的“圣旨”。在爸爸面前假传媽媽的“圣旨”，做父母的对于这种現象也一概不加追究。采取这样一种迟鈍的、不負責任的态度，自然是取不得“禁于未发”的效果的。

　　当然，“禁于未发”并不是說要把孩子和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不良影响彻底隔絕，把孩子放在眞空的暖室里进行培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的影响是无法隔絕的，在教育上根本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眞空状态；其次，暖室里是培养不出眞正有抵抗力的坚强的心灵的。世界上一切坚强而健壮的东西都是經过风雨的鍛炼的。“发”与“禁”本身就是一个斗爭过程。我們的責任是要从各方面教育和引导孩子們和一切不良影响进行斗爭，不断地发揚优点，克服缺点，从而使他們健康地成长起来。当然，还必須估計到，不論我們如何加强教育，孩子总还会沾染上一些坏行为、坏习慣，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做教师的和做家长的，遇到这种情况，应該冷靜地进行分析，研究教育的方法，并且爭取各方面的配合，积极加强对孩子的管教。只要我們教育的方法对头，并且十分耐心，坚持不懈，那么孩子的某些坏行为坏习慣是可能改掉的。

　　〔原載《前綫》1962年第24期〕

# 开卷有益和出井观天（廖沫沙）

　　“开卷有益”这句古話，对别的书来說，未必正确，但是对我們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却完全正确：只要开卷，就能有益。

　　革命形势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复杂的、多变的，要在这样的形势中分辨革命斗爭的成敗得失、有利与不利，是不容易的。但是又必須分辨清楚，才能认清大势，站稳脚跟，对准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这时候，我們如果打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例如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讀讀，就不但能把他們分析过的、却同我們所遇見的許多类似情况和問題，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往往能从他們的三言两語中，得到极重要的观察和分析問題的科学方法。

　　对后一点該举个例。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紅軍經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人們对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多問題。毛泽东同志在《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有名的报告中，不但科学地正确地全面分析了形势，解答了各种問題，而且向人們提供了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看問題的方法：

“馬克思主义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这是教我們看問題要从全面出发，不要从局部或片面出发。“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韓愈）。这本来是前人用来比喻眼光短浅，只从一时、一地、一事、一人或少数人的一孔之見来概括事物的全体，来看問題的全部。我們是不是有这种通病呢？我看是有的，而且常常有。

　　馬克思主义者总是要从全面来看問題的。在观察中国革命形势的时候，要从全中国六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口出发，而不从百分之几的人口出发，在观察世界革命形势的时候，也总是要从全世界二十几亿到三十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几出发，而不是只看到仅仅占人口的百分之几的一小撮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

　　紅軍到陕北，长征几万里，史无前例。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中，根据“中国是一个政治經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經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个特点，总結出一条革命形势发展的規律：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余地。”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全面的而且是历史的总結，不但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合乎事实的，而且以后也分毫不爽地实現了。看来他这两句話所概括的革命发展的規律，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也都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

　　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是欧洲各国政治极端反动的时期，欧洲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是馬克思一八五三年在一篇題名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政論中，全部分析了西方和东方的革命形势之后，发現一条革命发展的“两极相逢”律，并且作出宣告：

“可以大胆預言，中国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引按）将把火星抛到現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指欧洲資本主义国家——引按）。”

　　二十世紀初年，沙皇俄国的反动統治猖獗得很，孟什維克的机会主义也喧囂一时，但是列宁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馬克思学說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写道：

“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拚命贊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而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現出来了，紧跟着俄国革命发生的有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們現在正处于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轉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馬克思在一百一十年前所預言的东方革命火星将抛向欧洲，列宁在五十年前預告亚洲的革命风暴将“反轉来影响”欧洲，这些科学的預言，現在正在开始成为現实，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終将“反轉来影响”欧美的資本主义国家，横扫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不过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方向，正好同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反轉过来：是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

　　像这样从全面的观点出发来分析革命形势，就决不是坐井观天的人們所能望得見的。

　　“开卷有益”，除开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中，讀到他們对各种問題的科学分析之外，最重要的是从他們能学习到从全面看問題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可以帮助我們出井观天，而不至一辈子坐在井里当虾蟆。

　　〔原載《前綫》1963年第1期〕

# 不平等的平等

　　最近，戏剧界的同志們都非常关心一个問題：如何繁荣現代剧目的創作，如何增加現代剧目的演出。这个問題引起热烈的議論，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貫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繁荣社会主义戏剧的极为重要的課題。毫无疑問，我們需要題材、体裁和形式多样化的戏剧，但現代剧目毕竟在各种剧目中居于主要的地位。戏剧界的同志們当然应該对繁荣現代剧目問題給予足够的注意，特别是在优秀的現代剧目还不够多而广大群众又迫切需要它的时候。

　　要使現代剧目繁荣起来，不下决心做长期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想得太天眞、太簡单固然不好，以为艰难得要命，以至发生畏縮的情緒更是要不得。我們需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切实解决深入生活和把握生活、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艺术修养、加强組織領导等一系列的問題，同时我們也需要在思想上求得統一，使每个人都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現代剧目。

　　一个現代剧目創作出来了，上演了，大家都来欣賞、議論一番：质量高不高，思想性如何，是否能够站得住等等，特别是艺术性怎么样，更为人們所注意，而且大家会很自然地拿它来和传統剧目比一比。于是議論紛紜，說好的，說坏的，說差不多的都有。这种現象当然是正常的。

　　在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評标准面前，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現代剧目也好，传統剧目也好，我們应該一視同仁，都要严格要求。对現代剧目，不需要降格以求，不需要姑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有几分优点，有几分缺点，都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只有严格的鞭策，热情的要求，才能促进現代剧目繁荣和提高。

　　但是，在扶持現代剧目的发展上，我們却主张另眼看待，要对它給予更多的关怀、支持、鼓励和帮助。因为，人民群众特别需要現代剧目做精神食粮，而更重要的是，現代剧目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正在生长、发展的过程中，它特别需要热情的关怀和精心細致的照顾；而馬克思主义者总是要支持新生事物的。我們不应該像毛主席所批評的那种人一样，对新生事物采取不贊成和反对的态度。毛主席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語中說：“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現，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我們也不应該像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犯《套中人》里的别里柯夫的毛病，“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規以外的东西”，总担心会“弄出什么事情来”。馬克思主义者懂得事物发展的辯证法，在新生事物成长的过程中，总是帮助它克服困难，为它創造更有利的条件，使它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有缺点，要批評，而严格的要求是善意的，不是泼冷水和挑剔；有优点，要贊揚，而热情的鼓励是有分寸的不是庸俗的捧場，这样才有利于新事物的成长和壮大。

　　当然，就某一个具体的現代剧目来說，它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成为优秀的保留剧目，也可能无声无息地退出舞台，經过若干时間以后，实践和群众会給以必要的結論。这种現象并不奇怪，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允許做这样或那样的試驗，允許成功，也允許失败的。只是我們不要在襁褓中就把嬰儿扼杀，在新事物还不成熟而可以继續成长的时候，停止它的呼吸。要知道，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优秀的剧目多是从不优秀的剧目变来的，传統剧目之所以能够传下来，保留剧目之所以能够保留得住，也是由于不断加工和丰富的結果。許多优秀的传統剧目的发展历史，都生动地說明了这一客观事物发展的規律。如果在它尚未站得稳的时候不去扶持它，在它尚未保留得住的时候不去“保留”它一下，那么，就很难出現优秀的站得住的保留剧目。当然，是否能保留下来，最終到底还得靠剧目本身，不能依靠主观的捧場和保駕。但是，在它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大力扶持，应該另眼看待，却是无疑的。

　　优秀的传統剧目是經过长期加工了的，而現代剧目却还处在成长之中，如果簡单地拿两者做类比，一看之下，就說某某現代剧目比传統剧目差得太多，根本要不得，那是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說，我們不应把現代剧目和优秀的传統剧目“平等”看待，因为，这样的平等看待在事实上却是不平等的。只有对現代剧目的态度上另眼看待，对它的支持上特殊一些，优厚一些，“不平等”一些，才能使它和优秀的传統剧目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才能使它在百花齐放的竞賽中和其他的剧目处于眞正平等的地位。

　　〔原載《前綫》1963年第2期〕

# 论修清史（吳晗）

　　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們伟大的祖国也同样有許多自己的特征。特征之一是从有文字紀載以来，私人和国家編修的国家历史，一直沿继下来，从来沒有中断过。

　　孔子修春秋，虽然文字簡略，却概括地紀录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史实。左丘明从而編写左传，史实内容便更丰富了，文笔也更美，更生动了。司馬迁继承了这个传統，編写了从远古一直到他自己所处时代的通史——史記。他所創制的体例，本紀，世家，书（志），表，列传，为以后史家所继承。任何一个王朝初起时，要办的大事之一，便是組織編写力量，建立史館，总結前朝的經驗，以国家的名义，頒布或刊印前朝的断代史。这个好办法，尽管王朝不断更替，却一直被保存下来，是我們国家的好传統，也是历史特征之一。

　　过去封建王朝，为什么特别重視历史呢？簡单得很，他們要从前朝历史的总結中，得出成、败、兴、亡的經驗、教訓，来加强、巩固自己的阶級专政。因此，司馬光編写的从三家分晋以来的通史，宋神宗題名为資治通鉴，說明这部书是对統治有用的，是一面鏡子，經常照鏡子，和前朝的經驗、教訓对比，对巩固統治是有好处的。

　　封建統治阶級十分重視总結历史經驗，无产阶級該不該这样做？答案是不但应該，而且要比他們更重視，不止是要重新写历史，而且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場、方法，用毛泽东思想去总結，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貴的遺产。

　　解放后，我国历史学的研究，已經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为清朝以来历史的研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現在，可能提出这样的問題，清史該修了，民国，这一段北洋軍閥混战的历史，也应該总結一下了。

　　历史，总是时代越近的，越和現实生活关系密切。清朝这几百年統治，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什么地位？哪些地方有功，哪些地方有过？清朝的統一和今天国家版图的关系；特别是近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我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进行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斗爭的光輝史迹，无論从哪一点来說，都是和近、現代革命斗爭的历史分不开的，我們继承了前人的事业，創造性地完成并且超过前人所要爭取完成的事业。

　　当然，决不会有人来反对总結这一历史时期的經驗，写成我們这个时代的清史、民国史等等。問題如何来总結，来写？

　　困难是有的，例如史料极多，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整理、研究；有些問題不止要钻研自己的資料，也还必須运用外国的历史資料；研究这个历史时期的专門家队伍还沒有形成，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旧的史书体例不能应用，新的体例如何建立等等。

　　办法也还是有的，史料多，特别是有关的档案，数量十分龐大，固然整理起来很吃力，但是，另一面，多了是好事，决不是坏事，只要組織一支数量相当的研究队伍，花較长的时間，不管有什么困难，終归是可以整理好，提要鈎元，做出科学的总結的。外国資料也是如此。

　　人力薄弱，也是可以解决的。問題在于培养，設想組織对祖国历史研究有經驗的专門家若干人，带上几十个或更多的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大家一起来閱讀，整理，研究，分析、总結史料，化上十年八年时間，在較长的实践中，专門家的队伍不是就建成了嗎？

　　以后再用十年八年时間写，十年八年时間改，我們时代的清史、民国史是可以写成，而且可以写好的。（明史修了一百多年，用二三十年的时間修清史，决不算多。）

　　至于体例，那是需要从实践过程中解决的事，在沒有掌握、研究大量史料之前，空談体例是沒有条件的，沒有意义的。

　　要用我們的方式来继承我国历史上的特征，总結前一历史时期的經驗、教訓，批判地继承遺产，并从整理、研究、編写清史和民国史的过程中，培养出又紅又专的这几方面的专門家来，这个工作是必須做的，而且还应該尽快地做。

　　〔原載《前綫》1963年第3期〕

# “低人一等”的看法从何而来？（廖沫沙）

　　二月六日，北京日报的第三版专辟了一栏，标題是：《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下面发表两封讀者来信，一封是《一位新售貨員的苦恼》，另一封是写信的人劝說一个朋友，教他安心于废品回收工作，朋友却回答他：“你沒有身临其境，不知道我們的苦衷”。編者說：对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要“展开一次討論”。

　　对青年人来說，这确实是个意义重大的問題，很值得討論討論。

　　我不是青年人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問題不单是青年人該弄清楚，成年人和老年人也同样該弄清楚。比如那两位在商业、服务业工作的青年同志，为什么会有“低人一等”的想法？还不是他們从成年人或老年人那里学来的么？那位新售貨員写道：“念了十来年书，現在干这个，眞是有点屈才。……眞像电影《寻爱記》中那幅对联說的：‘十年寒窗卖烟酒，一生事业站柜台’了！”那位作废品回收工作的青年告訴他的朋友：“我們院的街坊知道我在废品收购部門工作，就瞧不起地說‘收破烂，又脏又累’，‘打鼓的，沒有出息’。我娘听了这些話，也挺不高兴，常常对我說：“你干什么不行，非去搞废品，干这低三下四的事，做娘的脸上也不光彩’。”你想想：那些瞧不起收购废品工作的“街坊”，那位挺不高兴的“作娘的”，不都是成年或老年人么？两位作商业或服务业工作的青年同志，大概都是“念了十来年书的”，結果却把正正当当的光荣的劳动和工作看成“低人一等”，那些教过他們十来年书的老师們，岂不也有些責任么？

　　青年人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們成年或老年人有过这种想法，传給了他們。“前面烏龟爬开路，后面烏龟照样爬”。所以我說，我們这些成年或老年人，对后来的青年們的思想，大有責任。

　　把劳动和工作分成等級，有高一等的，有低一等的，这是私有制度和阶級社会的思想产物。这种思想观念，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沒有最后消灭阶級，但是阶級社会所留下的一切制度，包括把劳动分成等級的制度，是必須废除的，人們头脑中的这种旧思想观念，也必須改造。改造誰呢？青年人把劳动分等級，是从成年人、老年人学来的，要改变青年人的这种思想，就先要改造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这种思想。

　　把商业、服务业的工作看成“低三下四”，决不是那些当了若干年工人、农民、售貨員、服务員和其他劳动者的思想，而是一向不劳动的剝削阶級的思想。这个阶級人数虽不很多，它的思想传染力却很大，任何人只要不留心，就被它染上。几岁的孩子作游戏，并不分什么职业的高低，但是当父母的，一听孩子模仿修理业服务业或飯館服务員的吆喝声，就不免眉头一皺，很不高兴，一听孩子說要当什么长，就滿心欢喜，称贊孩子有“志气”。难道这不是我們經常看到，甚至自己也在演出的小“鬧剧”么？

　　至于当街坊、当亲友、当老师、当顾客和著书立說的人，无意或有意地向孩子和青年散播一些腐朽社会所遺留的腐朽思想，在我們的今天，也并不是罕見的事。如果我們每一个成年或老年人都检查一下，在孩子和青年們的面前，传授过一些什么腐朽的思想观念，那恐怕会有不在少数的人要面紅耳赤。

　　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曾經把自我批評和思想改造打了一个比方：“房子是应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滿了灰尘；脸是应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滿面”（《論联合政府》）。青年們的思想面貌，等于我們成年人和老年人的鏡子。我們从青年的思想状况，可以多少看出自己的脸上是不是积有灰尘。如果有，那就打盆水洗它一洗。

　　〔原載《前綫》1963年第4期〕

# 是简化字还是错别字呢（邓拓）

　　前些日子，我同老王去首都图书館，路过雍和宫大街，无意中在一个商店門口停了一下。老王忽然指着商店的招牌，发表了一通很激烈的意見。他說：“現在流行的簡化字实在要不得，它沒有給識字的人以多少便利，不认識的字照旧不认得，这且不說，已經认識的字反而认不得了，这不糟糕嗎？”我平日知道他对簡化字很有意見，但是沒有想到他在这大街上突然又大发起議論来。我不免抬头看看那招牌，原来上面写着十个大字：

　　“拥和宫大亍商店青䒗卩”

　　我一看这个招牌，的确有几个不认識的生字。不过，有的生字連上接下一想也能懂得。比如，“拥和宫”当然就是“雍和宫”，“大亍”一定是“大街”，这些都还沒有問題；只是“青䒗卩”一时怎么也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呢？一边想，一边走近这家商店的門口，往里一望，原来卖的都是各种蔬菜，我这才明白过来，“青䒗卩”大概就是“青菜部”的簡写了。

　　据目前的情况看来，在文字改革委員会正式公布的“簡化字表”以外，还有大批的所謂“簡化字”流行在社会上，这是事实。許多报刊近来对这种現象都提出了批評，这也是正当的。老王的意見和議論，我觉得同样是值得重視的。事实上，問題远比雍和宫大街这个商店的招牌要严重得多。最突出的是在許多飯館里，菜牌上常常見到各种各样的怪字。例如：“米反”、“代于”、“九才”、“波䒗汨”、“皮氿”、“卜缶氿”、“平果夺”等等，任凭你的文化水平有天高，乍一看，你就能懂得它們是“米飯”、“带魚”、“韭菜”、“菠菜湯”、“啤酒”、“葡萄酒”、“苹果醬”嗎？

　　最近有一位朋友，从江苏无錫給我寄来一封信，封面下方写着“无夕旮咸”，使我莫明其妙，根本想不起是誰寄的。后来打开信封，仔細讀完了来信，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封面写的是“无錫曹緘”的簡化字。这四个字当中，特别奇怪的是“旮”字，怎么能当做“曹”字呢？后来請教了許多人，才知道曹字包含了九个口字，所以竟被簡化为“旮”。这完全是牵强附会，太不成話了。

　　毫无疑問，我們大家都是积极贊成实行簡化字的，认为这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必要步驟之一。然而，簡化的原則应該是約定俗成稳步前进，要有領导有計划地进行，不应該听任自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根据地乱造簡化字。現在恰恰就有这样的毛病。为了使文字簡化工作能够順利进行，我們大家都有責任帮助文字改革部門，防止和糾正文字簡化工作中的混乱現象。这里，最重要的是必須严格划清簡化字和錯别字的界限。前头举出的許多例子表明，現在有一些人竟然把錯别字和簡化字混同起来了，其实，他們写的是錯别字，而不是簡化字。

　　应該明确地指出，簡化字必須是約定俗成，人人都认得，并且經过专家研究，一致同意，由政府批准公布的；除此以外，任何人乱写的簡笔字，应該一律当做錯别字来看待。誰也沒有理由把自己写的錯别字强迫别人接受。因此，社会上要养成一种风气，拒絕接受錯别字，反对写錯别字，不允許把錯别字当做簡化字，以致敗坏簡化字的名誉，破坏文字簡化的工作。我們要把这个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上来，普遍引起人們的严重注意，才能有效地糾正这种混乱現象。

　　〔原載《前綫》1963年第5期〕

# 谈北京城（吳晗）

　　北京城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計算城市的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作为建成政治中心来計算的，如封建王朝的建都；一种是以开始建立居民点来計算的，也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口聚居算起。

　　从前一种算法，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九三七）以幽州为南京，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了。从后一种算法，前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在十三陵水庫附近发現新石器时代遺址，最少也应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

　　一个城市成为部分的或者全国的政治中心，不但对城市本身的营建、发展、繁荣有密切关系，而且，也对它的毗邻地区的經济、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前者例如金、元、明、清的定都北京，都曾使这个城市的規模、設計、建筑符合自己統治的需要，成为同一时期的世界名城，特别是明代初期营建的北京，就其布局、街道、和当时最先进的下水道設計来說，都是那个时期世界上少有的；后者例如各个封建王朝为了保卫这个政治中心的安定和物資的供应，在軍事設施、交通运輸、农、工业生产各个方面，在毗邻地区进行了一些建設，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經济发展。

　　但是，也还必須指出，尽管北京城的建都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今天的北京城却决不是辽、金时代的北京城。辽、金时代的北京城，在今天北京城的西面和西南面，都早已毁灭了，一点影子也沒有了。明初营建的北京城，也不尽和元代的北京城相同，明代北京城的北城比元代的北京城向南縮五华里，現在德胜門外五里的土丘，就是元代北城的遺址，元代南城就是現在的东西长安街，明代把它向南扩展了。至于外城則是公元一五五〇年以后修建的。从以上历史发展的情况来說，历史上都市的建設不是不可以改变的，相反，各个时代都为了符合自己的需要，进行了重建或扩建。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規模、設計、建置也不相同。

　　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統治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沒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清朝的宫殿虽然大体上继承明朝的規模，不过就每一个建筑来說，尽管形式相同，本质却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沒有避雷設备，有某些高大的建筑物被雷殛焚烧了；消防工作不完备，失火焚烧了；更多的是宫廷里的人盜窃財物，为了掩飾罪过，放火焚烧的。每失火一次，就得重建一次。以此，現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問題，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說，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絕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絕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北京，这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解放以后，又成为我們伟大的祖国的首都了。十四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改建、扩建的建設工程，新建房屋的面积已經多过原来的一倍半了。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我們正以豪迈的步伐高歌猛进，为建設現代化的首都而尽一切的努力。全面的規划正有待于研究、設計。为了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需要，有关各方面进行深入的詳尽的調查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回顾一下过去这个城市的历史，看来也是有益的。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訴我們，无論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結論是必須改变，随着实际的需要而作相应的改变。我們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識，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籠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原載《前綫》1963年第6期〕

# 万里长征中的一个中心任务（廖沫沙）

　　在《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忽然发現一篇文章的末了印有“待續”两字，而且有注释的編号：“33”。我翻到注释33号，是：“本文沒有写完”。再看文末，記有：“載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眞理报第二百五十号”。

　　我把这篇文章讀了一遍，觉得很重要，随手作了札記。

　　本文題名：《无产阶級专政时代的經济和政治》。中心內容，据我看是要写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級专政时期，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文章是写于苏維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列宁在篇首写道：本文是要“把問題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員討論。”可以推想，列宁是計划在这篇著作中对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級专政两年的經驗，作个总結性的“叙述”，提供各国共产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說过：馬克思所提出的革命任务，“不是由于邏輯的推論，而是由于实际的事变发展”，“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經驗”。列宁这篇未完的著作，正是实践他对馬克思主义的这种評价。

　　一九四九年的三月，我們全国即将解放，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报告时說过一句有名的話：“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发表《論人民民主专政》，总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革命經驗，最后說：“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們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爭的基本胜利。……但是我們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那么，在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人們也許都还記得，也能回答，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設一个独立繁荣富强幸福的新中国。但是可能有些人恰恰忘記了毛泽东同志在全文第一段提出来的：“必須懂得，消灭阶級，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問題只是时間和条件。”为什么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回答道：“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內反动派还存在，国內阶級还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級和共产党的領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級和实現大同。”

　　“消灭阶級和实現大同”，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級专政的主要任务。

　　列宁在《无产阶級专政时代的經济和政治》中所提出的，也正是同一个任务。在全篇的第一段，他指出：“在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間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資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爭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多长呢？它占有“整个历史时代”。

　　在文中，列宁一再提到“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級”。又說：“在无产阶級专政时代，阶級始終是存在的。阶級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沒有无产阶級专政，阶級是不会消灭的。”

　　列宁在文章中根据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两年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每个阶級的变化：无产阶級“已經成为統治阶級”；“剝削者阶級即地主資本家阶級还沒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剝削者已被击潰，可是还沒有被消灭”；农民，在无产阶級专政下“一方面，他們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脫地主資本家压迫的……劳动大众；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单独活动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在这一段（第五段）和前一段，列宁对无产阶級专政下的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和农民，特别是对农民有极其精辟的分析，有划分政策的界綫。他认为消灭阶級，第一部分任务即推翻地主資本家，还不是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要消灭工农間的差别，是一个“无比困难的”、“长期的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經济在組織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經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經济”，才能够解决这个任务。而苏联当时的經济却“表現着两方面的斗爭，一方面是在一个广大的国家全国范围內按共产主义原則联合起来进行劳动的初步措施，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还保存着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資本主义。”

　　在这里，列宁揭示了两条极重要的規律：小商品生产，是資本主义复活的根源；农民从个体的小商品經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經济，过渡时間“非常长久”，不能急躁，“只有采取各种使农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促进这种过渡。”

　　列宁在另一篇名著《伟大的創举》中說：“为了完全消灭阶級，不仅要推翻剝削者即地主資本家，不仅要废除他們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資料的私有制”。

　　換句話說：只有废除任何一种生产資料的私有制，才能在經济上完全消灭阶級。

　　而这是一个“整个历史时代”的任务。

　　列宁在本文的最后指出：“无产阶級推翻資产阶級就是朝着消灭阶級的方向迈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級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續进行阶級斗爭，就应当采用各种斗爭手段和影响办法来对付被推翻了的資产阶級和对待动摇不定的小資产阶級。”

　　列宁写这篇文章是专門痛斥那些“現代小資产阶級民主派代表”（包括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和修正主义叛徒考茨基——引用者）即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因为这些人每次談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总是把阶級斗爭“完全置諸脑后”，因为他們“根本就厌恶阶級斗爭，幻想逃避这种斗爭，力图緩和、調和和鈍化这种斗爭”。

　　这篇文章虽沒有写完，但是列宁把无产阶級专政的中心任务是什么，突出地指出来了，这就是：阶級斗爭和消灭阶級。

　　〔原載《前綫》1963年第7期〕

# 看病不能节约吗？（邓拓）

　　談起节約問題，与我在一块工作的几位同志都說：应該从各方面注意节約。而在日常生活方面，有的談到了去医院看病的情况，认为每次上医院都浪費不少时間和人力、物力，太不符合节約原則了。但是，也有的认为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根本不算什么問題，不应該在这类問題上做文章，高談什么节約。有一位同志甚至很生气地說：“有病就得看，談什么节約不节約？”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問題，难道看病眞的就不能节約嗎？

　　对于有病的人来說，看病、吃药当然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因为讲节約而不看病、不吃药，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現在一般人日常看病、吃药的办法却并非毫无問題，似乎仍有改进的必要。

　　何以見得呢？在这里，我想无妨举出日常最普通的例子来做說明。

　　前些天因为气候变化，大人、孩子有不少感冒的，有的一家都传染上了。这一下可眞叫人为难，一个个都得上医院，每个人都花了老半天时間。其实有的感冒很輕，虽然有点发烧，只要吃一些A. P. C一类的药就能好，根本用不着去医院的。但是，一般地說，人們既然有了公費医疗的关系，无論大病小病，自然而然就都願意去医院看看。其中还有个别的人特别爱找个借口告假不上班，一旦有了小病，乐得上医院走走，排队挂号固然要消耗許多时間，在候診室里又要等好大一会儿，这也算是休息，到了看病出来再去排队領药，有时还可以遇見个把熟人，閑談一陣子，大半天的美好光阴就打发过去了。

　　这許多看病的人所消耗的时間，加到一起是多么惊人的啊！这不但是时間的消耗，而且是人力的大量浪費。至于从医院方面說，还要浪費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那就不在話下了。試想一个医院每天門診拥挤不堪，值班大夫为了許許多多很普通的小病忙个不停，怎么能够集中精力去診治眞正有重要疾病的患者呢？再說，因为看普通小病的多，药物的浪費現象也就不可避免。許多人領了药回去吃不多就丢在一边，有的根本沒有吃，完全糟蹋了，你看多么可惜！

　　为了防止这些現象的发生，最好的办法是要努力普及个人保健和家庭医药的常識，遇到普通小病，提倡大家自己买点A. P. C之类的成药，服用一两次就能好，不要尽往医院跑。这样做既可以节約大量的时間和人力、物力，又可以普及医药知識，增强人民健康，实在是大有益处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要避免片面性和絕对化。我們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发生流弊？会不会使有些重要疾病不能及时发現？或者因此治疗太迟造成恶果呢？一般地說来，問題不至于这么严重。在普及医药卫生知識的前提下，如果病人觉得来势不对，自然会去医院診治，况且我們的每个集体单位，还有以預防为主的許多卫生制度，对人員的健康做了种种保证。因此，这份担心是不必要的。

　　还有人說，現代医学对于很普通的小病，如感冒发烧等也要禁止随便吃药，以免把病症掩盖起来，难于检查和判断。其实，这种医学观点只是属于一种医学流派的；現代医学并不都是抱着这样的观点的。实践經驗早已证明，对症疗法和病因的检查可以并行，不至于完全矛盾。尤其是日常的小病絕大部分不是属于那种特殊性质的。因此，我們不应該以特殊的情况为理由，而听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間白白地浪費掉了。

　　〔原載《前綫》1963年第8期〕

# 论学风（吳晗）

　　近几年来，学术界的学术研究工作遵循着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发揚了实事求是的良好风气。例如研究水利的，过去只能在狹小的实驗室里，假想种种課題，作了一些实驗，从书本到书本，从教室到实驗室，搞了多少年，也沒搞出一个什么名堂来。但是，从官厅、十三陵水庫，特别是密云水庫兴建以来，不管是年长的教授，或年輕的学生，都投入了改造自然面貌的斗爭，从設計到施工，刮风也罢，下雨也罢，他們都和工人一起共同劳动，理論为实际服务，又从实践中总結出經驗教訓，不只鍛炼了人，有效地出色地完成了建設任务，也不断提高了学术水平。农业技术科学也是如此。农科院校的許多师生，他們到田間、地头，从选种、施肥、土壤改良、水利灌溉、病虫害防治、果树栽培、防止碱化、机械耕作等等，都努力結合实际，从具体、当前生产出发，作了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为提高农业生产作出了貢献，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同样有了不少成績。但是和上述的例子比較起来，就显得有些和国家要求不相适应了。而且，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有些不健康的傾向，已經在露头了，尽管是少数的、个别的現象，却也值得我們警惕。

　　举例說，从貫徹保证六分之五的教学、研究时間以来，一方面高等院校的教师們的业务学习空气濃厚了，可是另一方面，却也有少数人，以此为借口，钻到故紙堆里出不来了，对理論学习，政治实践有些放松了。甚或有个别的人，連报紙也不看了，把自己和国内实际、国际实际隔絕起来了。厚古薄今的傾向又再次出現了。

　　举例說，有些艺术院校的教师，在一味追求什么大的，洋的，古的，对自己的东西，优秀的传統，現代的东西，看成低人一等，一概不感兴趣。其中，个别的人还在吹嘘什么永恒的艺术，如此等等。

　　举例說，在学术討論中，有人对孔子的某些論点解释为理論和实践相結合，解释为接触到了自由和必然的辯证法的眞理，好像在孔子时代已經有了科学的认識論了，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論点沒有什么区别了。有些文章甚至把孔子思想說成是超阶級、超时代的永恒的东西，什么时代、什么阶級都可以适用。个别文章还說出这样一种理論，阶級斗爭学說在近現代历史上是可以說得通的，但在古代就不一定了。这样，就把阶級斗爭的学說，一切都要从阶級分析出发这一眞理，从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給閹割了。

　　这一种学术傾向，无論如何不能說成是健康的，正确的，有益的。

　　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看成是孤立的事物，不去和中国的当前实际、历史实际相結合；把阶級斗爭、阶級关系、阶級分析一概存而勿論；为了論定历史上的人物，“沒有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謂坏就是絕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謂好的就是絕对的好，一切皆好”。这些錯誤的东西毛主席早已批判过了。毛主席教导我們，学习历史是为了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但上述这些傾向，恰好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党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无疑地必須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爭鳴，而从这些傾向看来，却显然不是如此。

　　应該說，这种学风是不好的，不健康的，有害的，应該坚决反对的。

　　糾正的方法只有两条，一是认眞学习理論，一是紧密联系实际。

　　要注意，要糾正，使我們的社会科学坚决地在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前进。

　　〔原載《前綫》1963年第9期〕

# 读书备忘两则（廖沫沙）

# 把包袱放下来

　　“胜不驕，敗不餒”。这是前些时报紙上对我国参加世界乒乓球賽的选手們，提出来的两句贊語和期望。我国的男女选手們不但接受了这六个字，而且眞正作到了这六个字。他們眞不愧为我国优秀的人民运动員。

　　不要小看“胜不驕，敗不餒”只有这区区六个字，要眞正心領而神会，并且能在实践中眞正作到，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按照毛主席从革命斗爭中总結出来的經驗，斗爭不論胜和敗，都有可能成为人們身上的一种“包袱”。人們一旦背上了这种“包袱”，如果又不肯把它放下来，那就会使胜利的归于失敗，而使失敗的一蹶不起。

　　毛主席的这段話見于一九四四年所写的《学习和时局》。我觉得不論作什么工作，工作得順利也好，不順利也好，都値得把毛主席的这段話拿来一讀再讀，引为鉴戒。所以我要抄下这段話，以免遺忘：

“有許多的东西，只要我們对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們的包袱，成为我們的負担。例如：犯过錯誤，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錯誤的，从此驕傲起来。工作无成績，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揚。斗爭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斗爭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沒有自觉性，那它們就会成为負担或包袱。”

　　在实际的生活和斗爭中，諸如此类的“負担或包袱”，是很多很多的。只要我們稍不注意，就会有許許多多的“負担或包袱”压到我們的背上来。如果我們像毛主席所說的，对这許許多多的負担或包袱“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那結局如何，可以不言而喻。

# 路越走越短

　　在报上讀到《南京路上好八連紀事》，眞像是身入宝山，奇珍滿目，美不胜收。为了不空手而归，順手摘下这样一段：

“八連的蔬菜生产基地在离他們駐地二十多里的龙华，按照他們的习慣，每次劳动生产都是徒步往返。……剛入伍的念过高中的战士易桂生却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在一次生产回来的路上，他已很感疲劳，而公共汽車不断从他身后飞馳而来，他心想：‘为什么不可以坐上去呢？車就是給人坐的。車費又不多，不用公家报銷，自己也出得起。’于是他試探着跟同行的班长說道：‘班长，你觉得这段路长不长？’班长当然懂得他的用意，却輕松地回答說：‘不长，越走越短！’易桂生立刻紅了脸，不再說話了，他終于怀着不平靜的心情和班长一同走回来。而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比他后到八連的战士竟也这样問他：‘易桂生，你觉得这条路长不长？’易桂生禁不住笑了，然后又郑重地說：‘不长，越走越短！’”

　　我不想从这段叙述中再去搜寻“好八連”的如何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如何教育新战士等等，只要記住那位班长回答战士易桂生的話：“不长，越走越短！”就已經足够了。这話說得再簡单沒有了，但是合眼一想，就会觉得它所包含的意义实在无穷无尽。

　　〔原載《前綫》1963年第10期〕

# 重视群众的经验（邓拓）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斗爭中，如同在阶級斗爭中一样，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經驗。这些經驗只要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加以批判取舍，从中总結出有用的东西，对于我們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事业，在一定的程度上将发生积极的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

　　現在有許多人对于古为今用的原則，不知道如何执行，其原因就在于他們不会批判地总結前人的經驗，不善于接受遺产。这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而必須从思想上慢慢打通，完全依靠說服，决不能压服。但是有許多地方，明明看到有些做法与大多数人长期积累的經驗相违背，并且已經引起了不良的后果而不敢断然做出决定，以致迁延时日，造成損害，那也不一定都是必要的。比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些問題便是证明。

　　誰都承认中国曾經是古老的农业国，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从事农业生产，創造了和积累了非常宝貴的农业生产經驗。如何总結和运用这些經驗呢？——接触到这个实际問題，有的人往往就把群众的經驗丢在一边，对于中国历代农学的遺产基本上采取了否认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农田水利問題的。究竟农田溉灌是大量利用地上水好呢，还是更多地利用地下水好呢？对于这个問題就有两种意見。一种是根据群众經驗提出的意見；另一种是违背群众經驗提出的意見。

　　根据我国历代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斗爭实践中□□□□□□^[13]对农田灌溉用水，只有高原和山地可以尽量利用地面河□□□□^[14]在平原和低洼地带則必須打井，汲取地下水源，而不可引□□□□^[15]的流水，漫灌农田以致浸坏地坂。这些經驗現在看来是□□□□^[16]的。比如黄河的河套地区，自周秦以来河渠沟洫之利为人□□□^[17]这就因为那里是拔海五百米以上的高原地带。同样，在太行□□□^[18]我們到处也看到山沟的农民普遍蓄水引灌坡地梯田，这也□□□^[19]里的地势高。而河北平原的情形就大不相同，那里到处是水□□^[20]轆轤汲水灌溉，因为这一带的地势都在拔海二百米以下。

　　为什么平原和低洼地带，要尽量利用地下水，而不宜于多□□^[21]水漫灌呢？这个道理本来非常簡单。因为在平原和低洼地带，地^[22]下的水位必然較高，如果再把地面河川的流水积蓄起来，漫灌农田，势必使地下水位更加增高，与地面衔接，从而地下的盐碱也□^[23]着上升，并且蒸发到地面上来，引起农田盐碱化的恶果。充分利用地下水則不但可以降低地下水位，而且可以防治农田的盐碱化。

　　尽管这个道理說来很簡单，有的人却偏不接受，而主张大量用地上水源引灌农田。結果当然不好，可是这种观点一下子却不容易改变。

　　同样，关于湖沼地区发展围田的問題，也有两种意見。按照前人已有的經驗，可以肯定地說，多一块围田就縮小一片水面，湖沼蓄水的能力越小，就更要鬧水灾。这个道理似乎也是人人都会懂得的，可是，偏偏有人主张要发展围田，說是为了增产。这分明是与群众的經驗相违背的。

　　怎么能打通这些人的思想，使大家都重視群众的經驗呢？我以为根本的問題还是要使我們的思想水平普遍地提高，用毛泽东思想武^[24]装起来。我們应該照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組織起来》^[25]的讲話中所指出的去做：“我們应該走到群众中間去，向群众学^[26]习，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27]后再告訴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問題，使^[28]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原載《前綫》1963年第11期〕

# 论戏剧改革（吳晗）

　　建国以来，戏剧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特别是从貫彻百花齐放的政策以来，各地方剧种紛紛含苞吐艳，剧坛上万紫千紅，走上了有史以来所从未有过的百花齐放时代。成績是肯定的，但是，戏剧改革工作还远远沒有完成，許多传統剧目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毒素，或者不健康的东西。

　　随便举几个例子：武家坡（紅鬃烈馬）这本戏，表現的主題思想是什么东西呢？王宝釧对薛平貴的恋爱，并不是志願相投，互相爱慕，而是通过迷信，认为这个男人将来有帝王之分，爱的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未来的帝王！尤其恶劣的是，当她苦守寒窑十八年，鴻雁传书，薛平貴回窑，百般調戏侮辱之后，拿出金印，她立即跪下討封，苦守十八年的目的原来如此！等薛平貴說出已和代战公主結婚，她又甘願当小老婆：“她为正来我为偏。”下賤到这般地步！当然，在三击掌这出戏里，写她和父亲王允的斗爭，倒有点骨气，还有可取之处。不过这和后来剧情发展是相矛盾的，这点骨气竟被那“荣华富貴”糟塌得差不多一干二淨了。

　　薛平貴是什么人呢？唐朝的士兵，和西凉作战，被俘投降，作了敌国的駙馬，是个叛徒。回来以后，又篡了唐朝的位，作了皇帝，坐上宝座，也还是个叛徒。薛平貴根本不是可以称道的正面人物，他終极的目的只是做皇帝。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历史的根据呢？半点影子也沒有。有人說西安附近有寒窑，古迹可证。这又有什么呢？黄土高原一带的窑洞多得很，岂止一个而已。又有人說，可能是影射郭威的事，郭威的老婆姓柴，他也沒有投降过敌国，和这个故事毫不相干。

　　写一个利祿熏心，醉心于皇冠，甘願当小老婆的女人，写一个无耻地投降敌国，戏弄妇女，徹头徹尾自私透頂的男人，这个戏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不是很明显嗎？因此，这个戏不能照原本演出，必須加以徹底的根本的改造，或者择其善者而存之，把坏的地方統統去掉。

　　另外，还有一种戏，虽然不像武家坡那样有严重的問題，但是却存在很多不健康的东西，或者不能适应于今天的需要，也必須加以改革。如辛安驛这个戏，原来的本子据說有黄色趣味，新本子把这些去掉了，干淨些了，这当然很好。但是，从演出效果看，还有不少問題，需要继續的改。一个开黑店的女孩子，在发現了被她痲醉倒的旅客是个美貌男人之后，一見傾心，把他弄醒，就要結婚。男的百般推阻，女的又百般挑逗，最后才发現这个男人是女扮男装的，就大生其气。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眞男人，是女扮男装者的哥哥，她又和这男人結婚去了。成年的女孩子，一看到长得好一点的男人就要嫁，而且馬上就成亲，弄錯了一个，又偶然碰到第二个，这种饥不择食的情节，对今天的未婚青年男女来說，有什么意义？起的什么效果？这是值得戏剧工作者认眞考虑的問題。剧本已經开始改了，好一些了，但是还需要继續努力，再接再励，不可中途而止。

　　戏剧工作必須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一前提是不会有不同意見的，問題是如何服务，更进一步是如何更好地服务？

　　我国的戏剧遺产是无比丰富的。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也有必須禁演的坏戏，这两部分在整个旧剧目中都占少数，而大量的是精华和糟粕并存，必須加以改革，才能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服务得更好。这項任务很复杂，也很艰巨，但現在已是必須提出和解决这个問題的时候了。

　　至于观众，大家是渴望改革的，对演坏戏是不滿意的。也許有少数人会說，某些观众对原来的传統戏听慣了。爱听，因此，可以不改。这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們不能迁就少数观众的这种落后情緒，应該从广大群众的需要出发，从文艺的战斗和教育作用着眼，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指导下，认眞把戏剧改革工作抓起来。比如，首先組織一批力量，改出五十到一百个好戏，就为观众造福不浅了。

　　〔原載《前綫》1963年第12期〕

# 身后事该怎么办？（廖沫沙）

　　“身后”即“死后”的意思。这里問的是：人死之后該怎么办。

　　人死了，一瞑不視，万念俱消，还有什么“怎么办”的問題呢？

　　事实不然。他虽死了，他的身后还留有許多同他有关的人和事，首先是活着的人們該把死后的他怎么办。

　　人死入葬，回答可以很簡单；如何葬法，却各有各的主张。在我們的历史上，就曾出現过两大派，即厚葬派和薄葬派。前者以孔子为代表，后者以墨子为代表。汉朝人写过一部书叫《淮南子》，它把这两大派的发展淵源概述如下：“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煩扰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財薄葬，閑服生焉。”

　　孔子同墨子学說上的矛盾，当然不只是厚葬与薄葬問題，但是他們一个是厚葬靡財派，一个是薄葬节財派，倒也是事实。这两派不但有厚与薄之分，靡財（即鋪张浪費）与节財之分，而且有貴与賤之分，就是剝削阶級与劳动阶級之分。一位历史学家很反对用阶級分析的观点来給古人划阶級。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两个古人偏不听他的話，就在厚葬与薄葬的問題上，也大讲其貴賤貧富，甚至拿王公大人来同匹夫賤人作对比。例如《墨子》书中，就殘留着一段《节葬》，其中举了这两个阶級对“厚葬久丧”的看法：“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綉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这是說，“匹夫賤人”这类劳动者如果也想学那些剝削阶級的王公大人一样“厚葬”，那就得傾家破产。

　　这倒还是次要的，特别是“久丧”，即家里死了人，活着的要长期守“服”。《墨子》书說：“使农夫行此，則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則必不能夙兴夜寐，紡績織絍。”而王公大人們“久丧”，不过是“不能早朝”而已。两者相对比，阶級分明。

　　孔子的厚葬主张，墨子的薄葬主张是各人站在各人的“阶級立場”說話，是很清楚的。

　　墨子还提出了相邻的民族一些薄葬的办法：“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或者“聚柴薪而焚之”，这就是火葬；他主张，即使要土葬，也只是“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29]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則止矣。”他还主张送葬的人“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財”。送完葬，赶快回来干活、生产。他一再反对王公大人的厚葬，是“輟民之事，靡民之財”。

　　墨子的薄葬主张，实际是代表劳动者的丧葬观。目的是朽骨、朽肉，化除腐朽，就算完事，不要“靡財”、“輟事”。他說：“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生活要讲节約，死为什么不讲点节約呢？

　　問題还不仅于此。“厚葬靡財”和“薄葬节財”这两派主张，除了反映阶級之分而外，还表現了唯心与唯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

　　为什么要“厚葬”？在有些人們思想中，无非是人世輪迴之类的有神論在作怪。旣然死而有知，还要升天堂，于是“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求神拜佛作道場，一切准备齐全，以为这样就会使死者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舒舒服服地过剝削的日子。

　　墨子是不大相信这类的迷信的，他的“薄葬节財”的主张，自然与此有关。

　　南北朝时代的著名唯物主义者范縝讲得更要透彻些。他說：“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灭也”。旣然“人死則神灭”，又何必让活着的人去“厚葬靡財”呢？

　　古代的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身后之事能看得如此明白，难道我們今人还要去向剝削阶級学习“厚葬靡財”的封建迷信办法么？

　　〔原載《前綫》1963年第13期〕

# 到处有哲学（邓拓）

　　几个同志在一起談論工作，涉及哲学問題，人們的情緒特别高涨。比如，說起市場供应工作，一个同志問：現在是供过于求呢，还是求过于供呢？一个同志回答：两种情况都有。一个同志又問：目前商业服务人員是多了还是少了？回答是：又多又少。像这样的对話，一串一串地涉及各方面的工作問題，其中包含着許多哲学原理，使参加談論的人們津津有味，思想十分活跃。这种情形給了我們很大的启发，这证明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处处有哲学，我們要善于运用哲学来解决我們日常生活特别是工作中的問題。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論》中早已說过：“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論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級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論是为无产阶級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調理論对于实践的依賴关系，理論的基础是实践，又轉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識或理論之是否眞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結果如何而定。眞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論的认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我們对于客观規律认識的过程，离不开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实践經驗。由实践得到认識，再到实践中去检驗认識是否正确，这样不断反复，人的认識就越来越接近于客观的眞理。

　　在这认識的全部过程中，包含了两个飞跃。从实践中得到大量的客观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形成了主观的认識，这是第一个飞跃。这是从客观物质变为主观精神的一个过程。根据正确的认識再到实践中去，进一步指导实践，改造客观的事物，这是第二个飞跃。这是从主观精神又变为客观物质的一个过程。

　　哲学的根本問題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而辩证唯物論的根本命題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又变物质。这在我們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是大量普遍存在的客观过程。这里包含着哲学的根本道理。学会正确地运用这个道理来解决我們的各項工作問題，这是每个馬克思主义者、每个革命干部的基本功。

　　就像我們开头說的关于市場供求情况和人員多少的問題，看来似乎与哲学无关，实則都是哲学問題。对于这种問題的回答必須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就是說，要按照不同的时間、地点、条件而有所区别，不能做片面的判断。我們在每一項工作的实践中，首先要学会对客观情况进行調查研究，进行辩证的分析。只有正确地分析研究了复杂的客观情况，并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之后，我們才能决定自己的方針、政策和工作計划。有了从实践中来的正确的方針、政策和計划，然后用它們去指导工作，回到实践中去，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业就不断地向前发展。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們的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我們的党中央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中央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和一九四三年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領导方法的决定》都是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并且加以具体化和发展了的結果。

　　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关于領导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毛主席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領导，必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說，将群众的意見（分散的无系統的意見）集中起来（經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見，使群众坚持下去，見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驗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认識論。”

　　毛主席的这一段話，非常扼要地說明了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識論，同时也就是概括了我們党的領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全部丰富的經驗。

　　近来我們常常听到許多同志談論如何改进工作的問題，这里有一个关鍵，就是要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哲学。我們不要把哲学看得很神秘，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到处都有哲学。

　　〔原載《前綫》1963年第14期〕

# 谈学术研究（一）（吳晗）

　　最近一些日子，有不少高等院校的中年教师来談話。說是中年，因为他們年龄都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間，說是教师，因为包含着不同的級别，有教授，副教授，也有教員。

　　談的都是有关高等院校教师学术研究的問題，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其中之一，两年前經常有学术論文发表的，这两年輟笔了，因为怕人家批評。我說，人家批評对了，应該接受，批評得不对，也应該本着百家爭鳴的精神，逐步求得統一的认識，这有什么可怕呢？一个人民教师，由于害怕批評，不作研究工作，这不是无产阶級的作风，不是坚持眞理的态度。

　　另外一个，他认为教师的任务是教好书，教学第一，至于学术研究，那是科学院研究員們的本分，学校教师如作学术研究工作，就是越组^[30]代庖，沒有做好崗位工作。我也不禁反問一句，不作結合教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教学质量怎能提高？又怎能教好书？要是所有教师都只抱着教材照本宣科，那末，高等院校的每一种課程，国家只要設置一个广播員就可以了，何必要聘請这么多的教师，白吃人民的飯！

　　第三种看法是要作学术研究，但是只能搞专門的、高級的、以至尖端的，也就是說只能作提高工作。至于普及工作，把知識普及于人民，根本不是教学人員的任务。要是做这样工作，那就降低了身份。我也問他，认識你这么多年了，好像还沒有看到你的专門著作呀？他只好靦覥地說暫时还沒有。我又問，那末你的意思，普及工作由誰来做呢？他想了半天，說沒有想过。我又追問，你一不做提高的工作，二不做普及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身份呀？他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話岔到别处去了。

　　看来这些朋友都对学术研究有不同的誤解。这些朋友所在的院校或系科，可能还沒有建立认眞作学术研究的良好学风。

　　必須明确指出，要教好任何一門課程，使学生获得必需的、基础的知識，教师必需付出辛勤的劳动，认眞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当然，教这門課的教师不一定是这个課程的专門学者，但是他必需具备这样一些基础知識，那就是这个課程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哪些学术問題已經解决？是如何解决的？哪些沒有解决？爭論的中心是什么？哪些問題尙待研究，已經有哪些人在研究，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見？国际和国内已經达到的水平等等。而要通曉、掌握这些知識，不做学术研究工作又怎么行？不了解这个課程如上所說的基本情况，又从什么地方去提高，經过努力，攀登学术的高峰呢？

　　认眞作了学术研究，把研究成果发表，一方面起交流的作用，一方面也起切磋的作用，通过不同意見的討論以至爭論，认識逐漸明确，从而取得一致，这是一个有效的提高学术水平的必要步驟。

　　当然，片面地强調学术研究，自封为学者、专家，不去认眞备課，以至不认眞讲課，那也是不对的，錯誤的。

　　教学第一是正确的，但是要切实搞好教学工作，也就必須做好学术研究工作，把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无疑也是錯誤的，有害的。

　　提高和普及必須結合，在提高的指导下的普及，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是相成相輔的。把研究成果以通俗的形式普及給人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更大更快更多的提高，那种片面强調提高，实际上任何工作也不做的人是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这些問題必須正确解决，也只有解决了以后，教学质量才能提高，学校才能办好。

　　同时，也建議高等院校的所有教师，每学期至少必須提出一篇研究論文，升級的业务标准应該是教学质量和研究成績并重。对于有些教了若干年书，只会依样画葫芦，吃多年前的存貨，从来不做研究工作，今后也不打算做的人，建議第一不可升級，第二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意見，据說有的院校确是这样做的，但就我所知，还有不少院校并沒有这样做，所以还值得在这里提出。

　　〔原載《前綫》1963年第15期〕

# 学游泳不要怕水（廖沫沙）

　　我們有一句成語：“习惯成自然”，是很有道理的。我曾讀过一篇讲教育心理的文章，其中說到“习惯”可以变成一个人的“需要”。它举出許多例来证明，某些事一旦养成习惯，如果忽然中止，会使人觉得如有所失，終日徬徨，非把那件事恢复起来不可。

　　我們常常可以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发現：习惯变成需要。我家有个孩子，从小沒有养成洗脸、洗澡的习惯，現在长到十多岁了，还不願意自动去洗脸、洗澡；甚至水倒在盆里，叫他去洗，他还要推三阻四，好像是叫他去吃什么苦、受什么委曲似的。另一个孩子，注意培养他这个习惯了，現在到了該洗的时間，只要有人提醒他，他立即应声而往，从不拖延，像是作他自己应作的事。我想他再长大一些，可能会把洗脸洗澡变成他自己的需要，不让他洗，他倒会不同意了。

　　洗脸洗澡养成了习惯，确实会变成生理上的一种需要；不洗，会觉得脸上和身上不舒适。

　　除开身上积有灰尘，得經常洗滌以外，在我們的思想上或工作上，是不是也会积上灰尘，同样需要有个洗一洗的机会呢？

　　我看两者是差不多的。我們的思想也会同身体一样，积上些灰尘，須得洗它一洗。

　　毛泽东同志就曾說过：“房子是应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該打扫和洗滌”（《論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許多有名的比喻中的一个。应当經常检查思想和工作，就像我們应当經常洗脸一样。

　　检查的方法，就是我們党內經常采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尤其重要的是“自我批評”，就像洗脸洗澡要自己洗一样。

　　毛泽东同志說：“有无认眞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这是說，一个共产党員，如果不能认眞地作自我批評，就不能成为眞正的共产党員。在我們党內，批評和自我批評就像我們經常在洗脸一样，是“家常便飯”、毫不新奇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也像我們前面所說的，要养成习惯，才能变成需要。如果是沒有养成这种习惯的人，第一次碰上批評和自我批評，就会觉得很不好受，甚至心慌意乱，面紅心跳。

　　学游泳的人都尝試过第一次被人推下水的滋味：一到水中，立即水深沒頸，眞使人惊慌失措。但是經过两次、三次、四次下水，就慢慢习惯了，再过若干次，学会游了，就不但下水不再心慌，簡直乐此不疲，見了水总得下去游它一游，才觉痛快。

　　批評和自我批評，也同这个一样，先要养成习惯，然后习惯成自然，然后变成一种“需要”。

　　毛泽东同志說：“对于我們，經常地检討工作，在检討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无則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怎样来对待“批評和自我批評”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引用了許多意义极其深刻的格言，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同志告訴我們的这两句話：“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評和自我批評。”

　　怎样才能把“批評和自我批評”养成习惯呢？我看只有这样两条：不惧怕批評，不惧怕自我批評。就像下水去学游泳一样，不要惧怕下水。

　　見水就害怕，不要說不能学会游泳，連脸都洗不成。

　　〔原載《前綫》1963年第16期〕

# 上山、下乡、下水（邓拓）

　　有一位青年朋友，今年暑假刚从高中毕业，因为功課不好，沒有考取大学，最近到密云去参加生产。临行之前，我同他家里人一道向他进行了一番思想工作。

　　他的第一个思想問題是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丢人。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在学校期間就爱劳动，沒有沾染上某些城市青年輕視劳动的坏意識。这一点是他的极大优点。只要他坚持努力，更好地劳动，他就能够为我們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做出更多的貢献，考不上大学又有什么丢人呢？而且，我們还要看到，即便考上大学，讀到大学毕业，也仍然是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說，上不上大学是沒有什么关系的。

　　还有一个思想問題，他对参加生产是否能够胜任，也有顾虑。但是，这实际上不算什么問題。因为連他自己也知道，不到生产实践中去，問題得不到解决。而現在的事实证明，只要投身到紧张的生产劳动中去，他的顾虑馬上就消除了。

　　前天我接到他的来信。在信中，他很愉快地叙述了他在生产劳动中的初步感觉。他写道：

　　“这儿不仅有山，还有水，山上发展果树林，发展畜牧业，水里发展养魚业，这些都得掌握系統的知識，够我学一輩子的了。現在我才感到过去有許多看法和想法都太不实际，是主观想像，到現实中一看，滿不是那一回事。我現在不只是下乡了，还上山了，不只是上山了，也下水了。”

　　这样的語言是多么质朴而充滿着信心、希望和喜悅啊！从这个青年朋友的来信中，我似乎有一大堆話想說，可是我不知道应該从何說起。我在这里打算先从我讀他的来信所引起的第一个联想說起。

　　我想起了汉代的著名学者揚雄，在他所著的“揚子法言”中說过如下的一段話：“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恶夫画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千百条的河川都想学海洋的榜样，它們一直滾滾向前，終于奔流到海洋中去，看到了海洋是什么样子。只有那些小丘陵，要想学高山的榜样，自己却老呆着，看不到高山。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丘陵靜止不动的緣故啊！

　　揚雄的話对我們有很大的启发。这是富有进步意义的观点。他主张运动、发展和实践，而不主张停止、不动和空想。所說“画”就是停止的意思，这是最坏的情况。我們应該从实践中去认識客观事物，去学习和掌握各种知識。如果光想不做，那么，任何事情都将永远办不成。

　　青年朋友們目前恰恰有一些人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做打算，在这个时候，我願意把我熟悉的青年朋友的来信和古代学者的名言介紹給更多的青年朋友，請大家考察一下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符合于上述的精神，是否在上山、下乡、下水的問題上都已經认識清楚了，顾虑是否都已消除了。

　　在我所接触到的有經驗的同志中，对于上山、下乡、下水的做法，估計极高，并且深感其中有无限丰富的科学知識源泉尚待发現。

　　例如，山区野生植物中有一种名叫“狼尾巴棵”的，現在已被发現是一种很有用处的麻类植物。它的莖秆含有大量的纖維，經过漚制以后，与麻纖維有同样用途。这不过是很小的一个例子，其他各科知識在山区还多得很，只要有青年朋友們細心研究，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新发現。而这些发現的每一个項目，无疑地都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发生积极的作用。

　　再說，水里的东西同样是千奇百怪，应有尽有，远远不是我們都已經知道的。以淡水生物的研究工作的要求来看，現在还有不少項目沒有过关，有的尚未开始。这些并非少数科学专家所能包办，而必須依靠群众的探討和試驗。事实证明，普通的劳动者常常得到了重要的科学发現。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嗎？

　　可見无論上山、下乡、下水，只要我們有志气，肯努力，前途都将不可限量。年青的朋友們，好好地干吧！

　　〔原載《前綫》1963年第17期〕

# 谈兴趣（吳晗）

　　为自己个人的兴趣而工作，还是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而工作？这个問題，在少数应届的各級学校毕业生和已經参加工作的干部中，并不都是已經解决了的。

　　兴趣是什么？是个人的爱好。个人的爱好千差万别，例如就学科說，有的对数学有兴趣，有的却对文学有兴趣，就文学說，有的对古典文学有兴趣，有的却对現代文学有兴趣，也有的对外国文学有兴趣；就生活爱好說，有的爱画画，有的爱唱歌，有的喜爱体育活动，有的爱跳舞，有的爱釣魚，有的爱打桥牌，如此等等。

　　兴趣应不应該尊重？只要是正当的，不妨碍工作，当然应該。有人喜爱数学，或者喜爱体育运动，有人在业余时間钻研繪画，休息时間打打桥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問題是兴趣应不应該成为就业的唯一条件，这就值得討論、研究了。

　　我們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是有計划有領导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建設工作中必須有計划，必須分别輕重緩急，这是大家都理解的。因此，在人事安排上，也必須就建設計划、規模来合理分配。工业是重要的，但决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分配到工业方面去。理由很明显，一来工业方面容納不了这么多人，也不需要，二来，假如都分配到工业方面去了，其他建設战綫的工作誰来承担呢？难道其他部門就可以不继續发展、建設了嗎？

　　个人兴趣应該尊重，但必須服从全局的安排，必須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和全局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关系，此其一。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任何个人的兴趣，尽管千差万别，却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从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天生的兴趣，一出娘胎便带来的兴趣是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兴趣不外是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影响的产物，而且会带有阶級的烙印。既然如此，例如一个对文学有兴趣的人，被安排到农村、到山上、到漁場去工作，开头当然不懂，不內行，但是只要思想认識問題弄清楚了，不懂就学，不內行就要通过实践、钻研，变成內行。通过实践，第二兴趣，工作中的兴趣不是便培养出来了嗎？而且这第二兴趣并不妨碍第一兴趣，你依然可以保持文学的爱好，业余时間是第一兴趣广泛馳騁的自由天地，把工作中的实际，新事物的认識，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来，不但滿足了自己的兴趣，还可以启发更多的人下乡、上山、下水，这样，文学的兴趣不是就发生了正确的有意义的作用了嗎？

　　从实践中培养工作兴趣，专业兴趣，同时也可以保持原有的兴趣，为当前工作更好地服务，此其二。

　　更进一步，由于认識的深浅差别，家庭、教育、社会各方面影响的某些偶然性，原来的兴趣也不一定是最終的兴趣。在实践生活中证明，有些人自小爱好音乐，到长大了发現并不适宜于在音乐方面发展，改弦易轍，成为别一方面的爱好者。相反的，有数量众多的革命前輩，他們之中极大多数从来沒有学习过軍事，只是由于革命斗爭的需要，参加了軍队，經过长期的鍛炼，成为軍事統帅，为人民做出了有益的貢献。这不是深切显明的例子嗎？又如魯迅，大家知道他原来是学医的，可是他一輩子沒当过医生，在和反革命的文化斗爭中，他成为革命文坛的主帅。

　　由此看来，兴趣是可以改变的，要服从革命的、建設的需要而改变、重要的問題还是对于革命、建設的认識，在于实践，在于善于学习，此其三。

　　强調个人兴趣，认为是不可改变的，这是錯誤的。要国家的計划分配，无原則地服从个人的兴趣，不顾全局、国家的利益，則更是錯誤的。当然，在国家計划分配和个人兴趣相統一的前提下，个人的兴趣得到更有利的发展，是件好事，但是，也决不能保证个人今后就不会因为新事物的发展而改变兴趣了。相反，在国家計划分配和个人兴趣不一致的情况下，只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由于接触到前所未曾接触的新事物，就会在实践中培养新的兴趣，从而作出一番新的有益的，甚至是前人所不曾梦想过的事业来。

　　〔原載《前綫》1963年第18期〕

# 除草与革命（廖沫沙）

　　大概是风大尘土多，北方的房頂上容易积土，总爱长草。不仅普通的灰泥頂或瓦房頂，連故宮的琉璃瓦上也往往野草丛生。

　　不单长草，而且长野花、长小树木；还有些株肥叶茂的大棵植物，像种了什么蔬菜。

　　誰会到房頂上去种草种花种树木，甚至种蔬菜呢？这是不能設想的。那末，这些杂草是哪里来的？无非是大风刮尘土，把地上的草木种子也順便刮来了；还有些就可能是鳥雀們无意間散落下来的。这些野生植物頑强得很，只要沾上一点点泥土，它們就能蓬勃而生。

　　房頂不是长草木的地方，但是有泥土它們就能长出来；泥土地上本来是长草木的，它們当然更容易滋长，长得又多又快。种庄稼地的人，耕了地，翻了土，把地面的杂草翻到地底下，然后播种庄稼，然后施肥、澆水、除虫、治病害，忙完这些，庄稼人是不是就能够袖手閑下来，等候着收获了呢？不成，他还得继續除草，而且不止除一遍，还得除两遍、三遍，不断地除草。种了庄稼，如果不除草，那就会草苗爭长，草比苗高，也比苗多。一片庄稼地，如果草比苗长得高而且多，还能收什么庄稼呢？你干脆等着收野草吧。

　　人們耕地、翻土，除了草又除草，为什么地里的草总是生，总是长呢？道理并不难懂：耕翻的土地，斬草不能除根，它能再生再长；陈草散下的种子，留在地里，会生根发芽；还有随风刮来的和鳥雀散落的草种，也会落地生根；除开这些自然生长的杂草之外，还有播种庄稼的人选种不严，把庄稼和草种一起播下去了。南方种水稻，总是杂有稗草，一旦长出秧苗，是稂是莠，再也分辨不出来，只好让稻子和稗草一齐长，一齐收。第二年如果不淘汰稗子，选出稻种，再种再收，那就很有可能使滿田的水稻全变成稗子。所以三千年前的古人，在一首記載农事的詩中就有：“載芟載柞，其耕泽泽”，“厌厌其苗，緜緜其麃”（詩經：《載芟》）的說法。意思是：种庄稼一开始就得除草斬树木；等苗都长得一般齐了，还得到密密的禾苗中去除草。——自古以来种庄稼，就是这样同杂草作斗爭，除了草还得除草。

　　在农业生产中要同杂草作不断的斗爭，这个經驗，人們是懂得了。但是在阶級斗爭中革了命还得继續革命，有些人却似乎还不懂。

　　社会主义革命已經胜利的国家，为什么还要继續革命？在共产主义实現以前，为什么还有阶級和阶級斗爭？有些人很难理解。如果把前面所說的庄稼地里除了草还要再除草拿来打个比方，也許就可能容易懂些。社会主义革命，就好像耕地翻土；社会主义的各項建設，就好像种庄稼播种、培秧苗。一次革命，并不能把被推翻的剝削阶級連根拔除，就像耕过的土地，不能把地上的杂草除根一样。被推翻的剝削阶級总是企图复辟，好像地里的草根总要复生一样；受了剝削阶級影响的人和小生产者，还要自发为新生的剝削阶級，就像杂草所散落的种子还会生根发芽。此外还有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要把它們影响的触角伸入社会主义国家，就像大风把野草的种子刮进庄稼地里一样。工人阶級和干部队伍中的不純洁分子，受到資产阶級的影响和小資产阶級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蝕作用，也会蛻化变质，就像种庄稼播下去的种子不純，看去是稂，却变成了莠草。

　　正像庄稼地里既有庄稼，仍会长草，而且会草苗爭长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仍有阶級、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庄稼地里要不断地除草，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有不断的革命。

　　当然，任何比喻都不可能是完全貼切的，拿除草比革命也是一样。阶級、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在共产主义实現以后，就消灭了，不会再有了，而草却不是这样。我們所以拿除草来打比方，仅仅是从某种意义上說的。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正好有这样一段話：

　　“必須指出：对于工人阶級說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在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級面对着实現国民經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經济技术基础的严重任务。同时，被打倒的資产阶級总是企图复辟，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誰胜誰負的問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間才能解决。”

　　“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这句話，同种庄稼耕地，只是除草的开始，而不是除草的終結，道理恰好相同。

　　种庄稼要不断除草，建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不断地革命，正是一样。

　　〔原載《前綫》1963年第19期〕

# 谈海派

　　一般喜好京剧的人，多少都知道一些京剧发展的历史，懂得各种流派及其所长，甚至还能在嘴上哼两句。自清初昆曲逐漸衰落以来，京剧兴起，它融合徽剧、汉剧、昆曲、梆子、秦腔以及其他民間戏曲的长处，逐漸形成起来，独树一帜，創造出一个新的剧种。京剧在长期的发展中，产生了各种流派，許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吸取他人所长，根据自己的条件，融会貫通，自成一格。如譚（鑫培）、汪（桂芬）、孙（菊仙）、陈（德霖）、余（叔岩）等，至于現代的，像麒（麟童）、馬（連良）和梅、程、尙、荀諸派，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大家还知道，近几十年来，京剧一向还有南派、北派之分，这就是人們通常称道的海派和京派。

　　海派有什么长处？京派有什么特点？由于各自的观点不同，立場不同，众說紛云，看法也就不一样。解放以前，許多具有正統思想的京派人物，往往对海派有所非議，例如“标新立异”，不伦不类、噱头主义、低級色情之类的話，把海派視为邪門歪道，似乎非打倒不可。

　　其实，就海派和京派的传統来說，还是各有千秋的，当然也各有弱点，不可一概而論。我們今天談传統，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不能持門戶之見，固步自封，一味偏袒。

　　对于京派正統观点，像前述对海派的針貶^[31]，我却是大不以为然的。当然，噱头主义、低級色情固不可取，但是，海派却有許多优点，很值得我們倡导和学习。

　　比如說，海派最不保守，最善于适应当代的需要。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海派的京剧艺术家就曾經演出过具有爱国思想和进步意义的剧目，特别是敢于根据当时社会新聞，編演时装戏。此外，对京剧表演艺术也有諸多革新，如改革服装，采用布景等。

　　再比如說，海派的作风是大胆，敢于破旧立新，敢于标新立异。它不受正統思想的束縛，沒有那么多因循的負担，沒有什么淸規戒律和框框。

　　又比如說，海派敢于尝試創新，不怕人家說风凉話，攮脊梁骨，一切冷嘲热諷，皆置度外，你說我不像正統京剧嗎？对，就是这样，我是海派嘛！

　　一言以蔽之，海派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統，这就是敢于創造、大胆革新的精神。

　　而这一点，恰恰是这一点，却是京派作风中所缺少的。过去的京派，虽有稳妥、严謹之风，但是，由于它接近宮廷和士大夫，受統治阶級思想影响較重，削弱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形式主义发展起来，就背上了許多沉重的包袱，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它严重地影响了京剧艺术的发展。当然，这不是說所有的京派艺术家都有这种負担，都是失之保守的，像梅兰芳这个京剧艺术大师不就是以革新著称的嗎？

　　解放后，京派也好，海派也好，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指引下，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許多优良传統继承下来了，許多毛病克服了，这都是可喜的現象。但是，对于北京的京剧艺术工作者，提醒一下注意防止和克服那种正統的、保守的思想在今天作祟，看来还是必要的；特别是提出向海派学习，学习他們那种勇于創造、大胆革新的精神不是对我們的京剧革新很有好处嗎？

　　〔原載《前綫》1963年第20期〕

# 問題不在于环境（邓拓）

　　資产阶級的所謂“社会学”中有一种論調，叫做“环境說”，或者叫做“环境决定論”。这一派的观点完全把人看成同普通生物一样。他們认为生物学上陈旧的規律不但对于一切生物永远适用，而且可以用于人类社会，于是他們就发出一大套奇談怪論。

　　在他們看来，人是生物的一种，而一切生物都受它們的周围环境的影响，一切生物也都必須适应周围的环境才能生存。比如在海洋里的生物和在山岳地带的生物就大不相同；在热带的生物和在寒带的生物也大不相同。这就是因为自然环境中的地形、气候等条件变化，影响到各种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发生变化的緣故。

　　按照同样的理由，他們认为人类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受环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幷且影响人的环境因素不但有自然的，还有社会的。地理条件、物产状况等等构成的自然环境固然对于人的生活起作用；同时，社会的經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包括各种风俗、习慣、道德观念等等对于人的生活更加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因此，有許多人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力量簡直是不可抗拒的。每当自己或周围亲近的人犯了什么毛病，沾染了坏习慣，作风不好等等，都归罪于环境的影响。这种看法大家都知道不对，可是实际上这种观点却很起作用，它无形中支配着許多人的思想。每遇到实际問題发生的时候，你只要稍稍注意各种人发表的不同意見，加以分析，你就会发見其中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把問題发生的原因推到客观环境上去。由此联想起来，在中国古語中有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一句話，它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决非全面看問題的正确結論。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話只是从表面現象上做比喻，朱与赤、墨与黑的关系只是物与物之間的簡单机械的关系，沒有任何灵活的能动的作用。这当然不足以比喻人与环境的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应該从馬克思的辯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中求得正确的解释。

　　馬克思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中曾經对这个問題作了非常明确的肯定的說明。他写道：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說，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說忘記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說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幷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才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辯证的科学的論断。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环境对人有影响，而人又能改变环境，这中間的关鍵，就在于革命的实践。換句話說，只有革命的实践能够改造环境，也只有革命的实践能够改造人們自己。所以，我們說，要改造思想只有参加实践，在实践中努力鍛炼自己，幷且使自己有力量去改变环境，否则就只能受环境的限制，为环境所屈服。同时，这又回答了另一个問題，即工人阶級要不要改造思想，党員干部要不要改造思想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书中又写道：

　　“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沒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統治阶級，而且还因为推翻統治阶級的那个阶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骯髒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这个意思也很明白，革命的阶級推翻了反动統治阶級，取得胜利以后，还必須继續不断革命，連自己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髒东西也要把它革掉。这才算是眞正的革命阶級，才是眞正的革命者。

　　由此可見，我們不能把許多問題推到客观环境上去，問題不在于客观环境，而是在于我們自己是否坚持革命立場，是否用彻底革命的态度，去努力改造自己，也改造环境。

　　〔原載《前綫》1963年第21期〕

# 谈写村史（吳晗）

　　中国是最富有历史传統的国家，不但各个朝代的历史沒有中断过，而且各种体裁的历史，也是万紫千紅，开遍于广闊无垠的历史园地。特别是地方志，从《越絕书》到現在，內容有省志、府志、县志、鎭志、山志、庙志、学校志、机关志等等，除了散佚的以外，保存到今天的，还有七八千种之多。这个好传統，眞是值得我們自豪，应該批判地予以继承的。

　　我們現在正在提倡撰写村史、队史、社史、厂史、街史等等。从形式上看来，也是属于地方志范疇的。一方面既有悠久的传統可以批判地继承，一方面又有不少的同志在辛勤写作，看来困难是不会很多的。

　　但是，問題决不是这样簡单，当前我們要写的村史等等，就形式上籠統地說和过去的地方志是一回事，就实质上看却正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先說实质，过去的地方志，主要是記录那些卫护封建統治阶級利益的人物，如官僚、文人、节妇、烈女等等，有一部分記录地理形势的，也是偏重风景，如八景、十景之类，沒有什么意义。当然，純属自然地理部分，如物产、賦役、灾异、农民起义等等史料，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我們今天要写的村史等等，应不应該照搬这一套呢？当然不可以。恰恰相反，写的是它的反面，我們要写的是生产斗爭，即和自然界斗爭的历史；要写的是阶級斗爭的历史，推翻压在人民头上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历史；要写的是科学实驗的历史，总結人民的优良經驗和經过科学实驗的成功經驗的历史。我們要拿这些珍貴的东西，教育我們自己和后代子孙，不断革命，不断进步。

　　就形式說，籠統地說是一回事，具体深入研究一下，却又不全是一回事了。当然也应該有記述地理形势的篇幅和簡明的地图，天文分野就可以不要了。八景、十景之类硬凑的庸俗杂燴，当然也可以不要。人物是应該有的，不但要有，还要大书特书，难道对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坚貞不二的无产阶級战士、在生产斗爭中的劳动英雄，不該突出地恰如其份地予以記录和歌頌嗎？更重要的是必須生动地刻划出生产斗爭、阶級斗爭、科学实驗的实际，这是村史等等的核心，也是和旧地方志根本不同的特征。至于歌頌烈士、战士、英雄們的詩歌，有內容而又有文艺价值的当然也可以搜集一些，作为附录。

　　如何写法？倒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流水帳，按时間先后，平鋪直叙的写法，看来是不行的。主要事件可以用大事紀的写法，按年月先后摘要排列，放在书前、书后都可以。

　　看来可以分作三个主要部分，阶級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驗的历史。

　　这三个部分可以分别写，也可以穿插着、綜合地写，要看具体情况决定。人物不必单写列传（个别的当然可以），有重点地突出地出現在各个斗爭中，把人和事結合起来，既可以避免重复，也可以叙述得生动活泼一些。

　　如何落笔？以事为綱，选择关鍵性的事件，突出叙述，以点带面，以事叙人，以主带次，是一种写法。以人为綱，选择重点的主要的人物，刻划其斗爭經过，以人叙事，闡明党的領导作用，也是一种写法。事，不必只是一件两件，可以叙述很多，但要分清主次輕重。人也是如此。事，要写正面，也要写反面，进行对比，也便于叙述，不然，只写正面，不写反面，斗爭便无从說起了。人也是如此，正面人物要有特写，反面人物也要給他画个脸譜。但是，有一条原則，以正面为主，反面的叙述只是起衬托作用，不这样，反面的东西超过正面，那就很不应該了。

　　文字要力求簡练、通俗、明白易懂，偏僻的名詞最好避免或少用，非用不可的要加以解释。地方性的語言也是如此。

　　写好了村史等等，也就为今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一桩史无前例、超越前人的伟大著作，是应該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的。我們期待着北京市和其他兄弟省市村史等丛书的出版，并且相信他們的努力一定会得到成功。

　　〔原載《前綫》1963年第22期〕

# 该怎样看“勤俭”（廖沫沙）

　　“勤儉”是我們传統的美德。历来談“勤儉”的人不少，从古代的皇帝、官僚、地主到近代的資本家，都有人把这两个字挂在嘴上。虽然他們并不实行，但是滿口提倡，說这是“美德”。

　　这两个字所包含的意义，实际上同一切剝削阶級和寄生虫是沒有緣分的。“勤”的本来意思是劳动，“儉”的本来意思是节約。你看这样两件事，哪是当皇帝、当老爷、当地主、資本家的人能作得到的？头一条，叫他們去劳动生产就根本办不到。这些剝削阶級并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是靠剝削别人的劳动为生的。其次一条，叫他們把剝削得来的东西少吃少穿少用，办得到嗎？也办不到。即使他們嘴里讲“勤儉”，也无非是叫别人勤儉，好把勤儉所得的东西供养他們；即使他們个别人装成“勤儉”模样，也不过为了积累更多的剝削手段。

　　不声不响，眞正实行勤儉的，是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他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劳动是他們的生活习惯，成了生活的需要；自己的劳动所得，是血汗的結晶，宝貴得很，哪里舍得胡花濫用？所以勤和儉是劳动人民的“本性”。如果說勤儉是一种“品德”，那么这是属于工人、农民所专有的“阶級品德”。沒有这种品德的人，不勤不儉的人，就算不上是工人阶級和农民阶級的一員。

　　＊　＊　＊

　　或許有人这样想：劳动人民除开一双手、一个光身，什么都沒有，眞是“貧无立錐之地”，他們不劳动，哪来吃的穿的？他們不节約，哪有那么多东西供他們浪費？他們的勤儉，不是被迫的么？

　　这正是不勤不儉的剝削阶級和寄生虫的想法，眞正的劳动人民是把勤儉看作生活之所必需，勤儉是他們的习惯，不劳动，他們会觉得混身不舒暢，任何劳动創造出来的东西，如果把它浪費了，他們会感觉心如刀割。

　　＊　＊　＊

　　还有人可能这么想：勤儉不見得就能給劳动人民带来多大的好处。在旧社会，一輩子又勤又儉的工人和农民，并沒有几个能翻过身来，如果不革命，勤和儉只能給别人当牛馬，被剝削得更多些。如今到了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了，剝削制度沒有了，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当然不好；但是反正有工作、能劳动，干活吃飯就得了，还用得着特别加劲去勤和儉嗎？

　　这想法有一半是对的，另一半不对。在有剝削制度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勤儉所得，总是被别人剝削得干干淨淨，那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所以要革命，要推翻剝削制度和剝削阶級，劳动人民才能够翻身。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同了，劳动人民的勤儉所得，不仅有自己的一份，而且是为国家和集体增加財富。現在的勤儉不单是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是为国家、为集体的利益。勤儉不再是个人的品德問題，而且是每一个人的社会义务，是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之一。

　　勤和儉，現在应当加上一点新的解释：“勤”，不仅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参加集体劳动；“儉”，不仅是节約自己的財物，更重要的是节約公共的財物。

　　在私有制度的社会，勤儉只有个人品德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勤儉两字的意义扩大了、提高了，勤儉，是共产主义的品德之一。要有这样又勤又儉的品德，才能成为眞正的共产主义者。

　　＊　＊　＊

　　毛主席不是这样說过嗎？“勤儉办工厂，勤儉办商店，勤儉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儉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儉的原則。这就是节約的原則，节約是社会主义經济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現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間。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儉的原則，……”

　　我主张把毛主席的这段話用斗大的字写在一切机关、企业、学校和人民公社的墻壁上！

　　〔原載《前綫》1963年第23期〕

# 多送演唱材料去农村（邓拓）

　　远离城市的郊区农村中，有許多爱好文艺活动的青年群众，他們在业余的时間里，往往自己組織起来，在当地共青团組織、文化館的干部指导之下，排演一些新戏，或者演唱一些相声、快板之类的小节目。这种业余的文艺活动，已經逐渐成为青年們生活的必要部分，也是整个农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了。

　　为了演唱，他們需要許多演唱材料。近来北京市群众艺术館及其他有关单位，編印了一部分演唱的小册子很受群众的欢迎。如北京市农村文化工作队編写的話剧“箭杆河边”，最近已由出版社承印出版了，还有話剧“当家人”、“岭上人家”和戏曲“审椅子”等都是反映当前农村阶級斗爭的作品。拿到这些本子，村社的青年演員很快就能演出，这无疑地是普及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良好途徑。

　　按照农村的实际需要，演唱材料的品种还要增多。如歌頌农村新人新事的小歌剧“新媳妇”、“卖猪”，揭露和批判封建迷信的評剧“三丑会”和相声“历书与皇历”，宣传节制生育的相声“五千金”，反对旧式婚姻的相声“办喜事”，表揚先进人物的相声“新兵”和歌曲集“一条大道在眼前”等等，虽然都編印发行了，但是供应很不及时。有些演唱材料的稿子老早就有了，却很久不見出版。一般的說，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从发稿到出版，常常要化費三、四个月。以致有些本子，原来計划在“五一节”用的，結果只能赶上国庆节使用。这种現象值得注意，应該大力加以改进，使我們編印的演唱小册子，能够及时地配合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爭的需要。

　　不但这样，在已有的演唱小册子中，我們还发現許多群众感到数量太少，品种也不齐全，不能充分挑选所需要的演唱材料。这种現象的确应該引起有关部門的注意，比如，有一个县的书店要話剧“当家人”的本子五百册，县文化館要了三百册，只剩下二百册分給四个門市部零售，这样自然就不够供应，許多群众要买却买不到。又如歌曲集“一条大道在眼前”听說只印了九千册，出版以后很快就銷完了。还有几种小册子沒有印出来，就有許多人到处打听，爭先訂购。我想出版发行的单位一定会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已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滿足群众在这一方面的日益增长的要求。

　　当然，群众的要求还有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对于这些小册子的內容和形式已經提出了各种意見。从內容来說，現时群众最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紧密配合阶級斗爭的作品。而在这一方面現在已經出版的小册子中只发現三个单行本，这显然是很不够的。再从形式来說，郊区农村群众除了普遍喜爱相声、大鼓、快板以外，大多数是喜欢戏曲的，其中远郊区又特别喜欢梆子，近郊区特别喜欢評戏。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普遍情况。但是，現在还有一种新的情况，就是話剧和新型小歌剧等也逐渐引起了农村青年們的重視与喜爱。这不能不认为是极好的現象。因此，我們应該更多地給农村送去一些新的話剧本子和小歌剧的演出材料。

　　要想眞正滿足目前郊区农村群众对演唱材料的需求，最重要的工作自然还在于进一步組織写稿。如果沒有大量的稿源，那末，一切都将不免于落空。而写稿的人如果只限于少数知名人士，其結果可以断定也是不太乐观的。因为知名人士毕竟較少，他們又有种种事情牵扯，也不一定顾得上編写这类演唱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广泛地动員年青的作者，无論他們是专业的作者或者是业余的作者，只要他們願意写作，又有写作的条件，熟識他們周围的人物和情况，有基层的丰富生活感受和实际斗爭經驗，那末，就可以約請他們編写。据一般的估計，这样的約稿可能容易成功。

　　現在群众迫切要求拿到反映現实題材的作品，我們做群众文艺工作者的人，完全有責任更多地組織各方面的作者写出有关当前重要題材的新作品，更多地把群众所需要的演唱材料更及时地送到农村去。

　　〔原載《前綫》1963年第24期〕

# 石油頌（廖沫沙）

　　从报紙上看到这样一条大标題：

　　“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給”

　　这眞是我們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值得大书特书。

　　看到这个大喜訊，一时百感交集，好像有滿腹的話要說出来，却又不知道从何說起。就先从这个“洋油”和“石油”的差别說起吧。

　　“洋油”就是“石油”，有什么差别呢？差别不小：“洋油”是从国外进口，“石油”是我們中国自己的产品，两者虽是同样的矿物油，意义却大不相同。过去为什么要从国外进口“洋油”？因为据說中国沒有或者有也很稀少。物以稀为貴，在解放以前，“洋油”是个貴重物，流进中国的不过是那么几十万吨“洋油”，可是我們流出去的却是中国人民几倍乃至几十倍之多的血和汗。曾經有人說过：“一滴汽油一滴血”。我們何止是用一滴血去換一滴油？这笔帳是誰都算不清的。現在我們有自己的“石油”了，再不用花那样大的代价，去換那几滴“洋油”了。你看这“洋油”和“石油”在意义上的差别有多么大！

　　“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現在需要的石油产品，已經可以基本自給。”

　　这几句話眞是好得很，登在报紙上声若雷鳴，金光耀眼。看到它，就叫人揚眉吐气，直上云霄！

　　不要“洋油”，“石油”自給，这是哪里来的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是說中国是个“貧油国”，根本沒有石油，只能依靠他們的施舍嗎？可是我們硬是找出来，炼出来了。現在想一想，这些話不过是个笑柄。中国地大物博，哪会沒有石油？可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沒有开采出来，甚至找都找不到呢？現在不过几年工夫，不但找到了，而且开出来了，而且炼出几百种产品。这又是什么緣故呢？

　　中国人民是有革命的要求、革命的干劲和革命的传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更給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精神武器，那就是：无产阶級必須自己解放自己。用毛泽东同志的話来說，就是“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一直是以“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我們打开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每一本都有他强調自力更生的方針。他說道：“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幷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强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够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动派。”（《抗日战爭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

　　远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針；“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这是抗日战爭时期展开生产自給运动时有名的两句口号。

　　我們現在“基本自給”的石油，是哪里来的呢？是中国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是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針，把它从地底下找出来、开采出来和炼制出来的。

　　从用“洋油”到用“石油”这个伟大的变化中，我們看到了总路綫的耀眼夺目的光輝，看到了一排金光閃閃的大字：自力更生的精神万岁！

　　〔原載《前綫》1964年第1期〕

# 再谈编写村史（吳晗）

　　如何編写村史，已經談过一次了，但是不够具体，有的同志看了，认为还应該多說一些。因为当前在广大农村中，除了生根在农村的知識青年以外，还有成千上万下去帮助工作的各个战綫上的同志們，他們之中，有的是音乐家，有的是詩人，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教授、讲师，有的是文艺工作者，有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的是机关干部，……等等，他們都有文化，有政治水平，有工作热情，也大部分都热心于帮助或者自己动手編写村史，但是不一定都有編写历史的訓练和經驗，为了把村史写得更好一些，多說一些，他們是会热忱欢迎的。

　　为此，我們最近举行了一次編写村史座談会，到了三十左右的人，其中有写过村史的，也有沒有写过而对写村史有兴趣的，大家談得很多。这里，把大家所提的意見，綜合一下。

　　先談目的。

　　編写村史的目的是紀录过去和当前的阶級斗爭、生产斗爭和科学实驗，总結經驗，把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新农村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一步。是为了教育我們自己，也为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让他們知道、认識，眼前的好日子，不是什么人恩賜的，而是經过严重的殘酷的斗爭，付出了血的代价取得的，必須时刻提高警惕，保卫胜利的果实。同时，尽管日子是过得好一些了，但是离目标还远，离共产主义还远，决不可以滿足于已有的成就，而要再接再厉，奋勇直前，克服一切困难，把社会主义的建設事业进行到底。

　　那末，第一，就要重点突出地紀录斗爭的史实，作为一条紅綫，不要平鋪直叙，鬧个沒有中心，啥也都說，啥也說不清楚。

　　談时限。

　　写历史总得有时限，从什么时候起，到什么时候止。既然写的是为了进行阶級教育的村史，就要着重写农村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也就是革命的历史。我国农村长期在封建压迫之下停滞不前。直到解放前后，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以此写村史的时限，上限最好不早于解放前二十年，下限直到最近。当然，在某些地区，例如江西苏区，上限就必須提前一些。但是，无論如何，总不能像旧地方志一样，从夏商周說起。

　　第二时限大約是解放前后的三四十年，要强調今昔对比，而不要說得太远，离題万里。

　　談內容。

　　历史和地理是分不开家的。要把村史写好，就得把这个村子的地理环境，也就是物质基础說清楚。例如座落在什么地方，点清位置，有什么山，有什么河，有多少土地，人口，主要的作物，社会风习，信仰、习慣等等。有些村子还得說清楚它和地理上最近的城市的关系。也要說清楚人口中，工人有多少，农民有多少，商业工作者多少，知識分子多少，地主富农多少，点清了阶級情况。这部分綜合起来可以叫作概况。当然也可以分开写，例如有的同志就分别标題为山水篇，物产篇，风俗篇等等。

　　概况談清楚了，就可以写关鍵性的大事。

　　大事可以以事为綱，例如成立互相組，合作社，高級社，公社等等；在某些地区，过去年代曾經英勇地对敌斗爭过的，也可以以此为題材，进行革命的传統教育。事是要人做的，从叙事中描写有关的人物和斗爭，这种写法，有点像旧史家的紀事本末体。

　　也可以以人为綱，某些突出的有貢献的模范人物，英雄，烈士，都可以作为传記的主人，通过人的活动来叙述关鍵性的大事。可以写个人的传記，也可以写几个人的合传，这种体裁，有点像旧史家的传記或人物志，所不同的是我們的传主恰恰是他們传主的对立面，奴役和压迫的对象。以上写事和写人，都可以叫做特写。

　　有些事情是重要的，但是不一定都写在上面所說的两部分里面，不写呢，又可惜，办法是把所有的大事都按年月先后排列，編成大事紀，附在书后。这样，既有重点，又有全面，两者結合，問題解决了。

　　第三要把概况和特写、大事紀結合，使讀者既能了解全面，又能了解各方面情况。有人有事，有血有肉。而不要眉毛鬍子一把抓，分不清主次，弄不清先后因果，使人越讀越糊塗。

　　談体裁。

　　村史的表現形式——体裁，应該根据百花齐放的方針，願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怎样写方便就怎样写，不拘一格。可以写編年体，也可以写紀事本末体，可以写人物志，也可以写报告文学，也可以应用电影的“特写”鏡头，对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的某次活动，在革命斗爭中起了关鍵作用的作重点的突出的描写。

　　第四体裁要多种多样化，百花齐放，而不要被拘束在一个框框里，施展不开。

　　通过村史的写作实践，我們期望将来会出現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体裁，适应于我們这个伟大时代风格的体裁。

　　談同异。

　　历史是只能写眞人眞事的，特别是写村史，不但給本村人看，还得讀給本村人听，要求在群众中核对史实的正确性、科学性，以此，即使写的是眞人眞事，也必須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处理所叙述的人和事，絕对不許浮夸，也不許可掩飾，浮夸了，这个人只有七分好，你說十分好，掩飾了，这个人曾經做錯某事，你替他遮盖，这样人也不眞了，事也不眞了，不但群众通不过，也不能从中取得教訓、經驗，这是很不好的。

　　当然，文学家們完全有权利根据村史的素材进行加工，有所虛构，夸张，概括，集中，写出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但是，毕竟要分别开，一个是文艺作品，一个是历史，有同有异，不加以区别，用写文艺作品的方法来写历史，是不可以的。

　　第五，要实事求是地写眞人眞事，而不要有所虛构、夸张，搞得人也不眞，事也不眞，取消了历史。

　　談語言。

　　群众有自己的語言，生动，簡练，活泼，在作調查研究，扎根串連，开座談会的时候，必須把群众的某些有意义的語言紀录下来，一方面可以把它应用在作品中，使之更生动，活泼，同时也可以把某些語汇整理，列为耑篇，这样做，不但可以丰富祖国的語言，同时也可以使将来的人們，对語言的变化、发展，有了文字紀录的材料。不过，应該注意，地方性的語言并不是什么地方的人都能理解的，在应用了某些难懂的詞汇的时候，必須做一些浅显的注解，不这样做，别地方的人讀不懂，村史的作用就不能不为地区所限制而削弱了。

　　第六，要善于运用某些地方性的語言詞汇，但不要特意在写中塞滿了这些东西，把村史搞成語言学的著作。必須运用时要加以适当的注解。

　　最后一个問題是反面人物，坏人坏事要不要写。当然是肯定的，要写，必須写，要是不写，你跟誰斗爭呢？两个敌对阶級的阶級斗爭，而只写一面，那怎么行。但是，問題不在于此，問題在于以那个为主，以好人好事为主，还是以坏人坏事为主？問題在于写坏人坏事的目的性是什么？是写他們的作恶，殘暴，压迫，屠杀，威风凛凛呢，还是揭露阶級本质，把他們作为反面教員，从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阶級教育呢？

　　第七，要写好人好事，而且要突出地写，也要写坏人坏事，作为进行斗爭的对象来写，作为反面教員来写，而不要本末倒置，主从倒置，坏人坏事写多了，好人好事写少了。

　　此外，民間的特殊艺术和經驗，如某些工艺品的制造，溫室、盆景，种植經驗，农諺，医方等等，都应該在搜集、紀录之列，对資料的要求是多多益善，对写作的要求是簡练明白，村史里容納不了的資料，可以作为档案保存起来，迟早是会有用处的。

　　以上这些意見是提供編写村史的同志們参考的。

　　〔原載《前綫》1964年第2期〕

# 肩头是能挑担子的（邓拓）

　　常常遇到有些人对于分配工作任务有很多考虑。其中有許多考虑是必要的，但是也有显然是不必要的，甚至于有的做了过多的显然是不应該的考虑，簡直顾虑重重，这就不好了。

　　在决定分配工作的方面，首先考虑的是某种工作的性质、重要性、特殊性、具体要求等等，然后要选择适当的对象，按照对某一干部的全面考察和了解，从德、才、資各項条件加以比較、平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較适当的人，这才放心。然而，事情总不是尽如人意的，所以常常觉得人不够用，其实人幷不少，而是用得不恰当。

　　在接受工作分配的方面，首先考虑的也是某項任务本身的各种复杂性和艰巨程度等等，而紧接着就必然想到自己，恐怕不能胜任，影响了全局，因此总希望領导上不要急于决定。但是，事情往往又是很迫切的，不能不决定下来，这就产生了一种勉为其难的心情。

　　这里所讲的两方面都是比較正常的情况。他們的各种考虑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那种不負責的官僚主义者，根本不认眞考虑問題，不了解干部情况，輕率处理人事工作，违反干部政策原則，就不在我們的談論范围之內了。同样，也有那种犯了自我夸大狂的个人主义者，一切从他的个人利益出发，自命不凡，驕傲自大，滿心只想騎在别人头上，毫无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就更不在我們的話下了。我們所說的一切，与他們完全沒有共通之点。我們要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发現、培养和使用革命干部，把革命事业搞得更好。

　　为了这个目的，我們在分配工作和接受任务的时候，各方面多加考虑，只有好处，沒有害处。前边說到的在决定分配工作的方面和接受工作分配的方面所考虑的問題，如果有缺点的話，那就在于他們都忘記了或者忽視了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要不断鍛炼才会提高的道理。

　　这个道理很重要。因为在决定分配工作的方面所以常常反复考虑不能下决心的，就是怕某个干部不能担負新的重大任务；而在接受工作分配的方面所担心的，也就是自己能否胜任的問題。而这两方面的考虑和担心，除了个别的情况以外，一般地說都是缺乏充足理由的。

　　因为，面临新的工作任务，誰都沒有信心，事实上很不容易找到有經驗的人来担負新的工作任务。我們每个人都无妨反問一下自己：当初你走上革命崗位的时候，做什么你都有把握嗎？你是先有了經驗然后才去做一件工作呢？还是先干起工作来然后才慢慢地有了經驗呢？如果說，一切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一切知識都是从不知而后知，那末，我們的每一个干部，在一切工作中，也只能从不会到会，从无經驗而有經驗，从干不好而干得好。其实这个道理很簡单，参加过生产劳动的人就会懂得的。

　　那一年，大家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去参加劳动，許多机关工作同志看到部队的同志們，一挑就是一担土，自己却只能羨慕而不敢尝試，或者吐吐舌头退在一边。有的同志做了一个最基本的調查研究，发現他們挑担子就是用肩头，再看看自己同样有肩头，就断定也能挑担子，于是大胆去試了一下，证明肩头是能够挑担子的；虽然起先很吃力，肩头痛，但是咬咬牙連着干，从少而多，慢慢地也能挑起大担子了。这件事情告訴了我們一个眞理：人的經驗和能力是靠鍛炼得来的，而且能够越练越强。

　　把这一条眞理推广运用起来，那末，我們在发現、培养、使用干部的时候，也就应該有新的体会和新的做法了。这就是說，只要干部的基本条件合适就要大胆地把工作的担子交給他；眞正的好干部也就应該根据工作的需要，組織上交給什么担子，就勇敢地努力挑起来。

　　現在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向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摆着許多新的工作担子，我們要带領一批年青的新生力量，走上革命和建設的各个战綫，把許多工作的担子，挑上自己的肩头，大踏步地前进，前进，再前进！

　　〔原載《前綫》1964年第3期〕

# 从一篇稀有的史料想起（廖沫沙）

　　北京的报紙都登过有关《鳴冤碑》的报道。这块碑是河北任县固城公社齐家村发現的，立于六十五年（光緒二十五年，即公历一八九九年）之前。立碑的人是个貧苦一生的雇农宋文成，一家三代都給地主富农当长工；他立碑的目的是：“一生苦楚难說尽，因修碑文以鳴冤”。碑文是他亲自編詞，求人代写、代刻。

　　这是封建社会阶級斗爭留下的一篇稀有的文字史料。它虽是一个貧雇农自編的鳴冤录，却代表着亿万个悲憤的貧雇农向封建剝削制度提出控訴。

　　它也证明：世界上只要有剝削和压迫的制度存在，就会有反对剝削、反对压迫的人出来作斗爭。即使他們一时还沒有找到反抗这种制度的道路和力量^[32]，沒有举起反抗的火把，但是他們的反抗思想和反抗情緒，却像火山一样的蘊藏着，終有一天要冲天爆发。

　　这样由一个貧雇农亲自編成的鳴冤碑文，不但在我們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見的，就是在世界上也絕无而仅有。这眞是稀世的奇珍，阶級斗爭史的瑰宝。它不只是家史、村史的史料，而且应当成为国史的史料。

　　就因为发現这块稀有的碑文，使我联想到厂史、社史、村史、家史的史料收集問題。

　　前人修史，除开“网罗天下放失旧聞”之外，很注意从档案、文件、著作、书信、碑文等等中收集文字史料。在封建社会或其它剝削制度的社会，能够写进史书去的，不是帝王将相、达官貴人，就是大家世族、豪紳巨賈，都是剝削阶級的人物。只有他們，才有可能留下許多这类的文字史料。至于被压迫、被剝削的阶級，就很少可能留下什么文字的記录，因为他們自己不能写，也沒有别人代他們写。一部二十四史，我們要从中找出劳动人民自己写的、或者为劳动人民代写的文字史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找这种材料，那也只能从記录統治阶級的“功业”中去寻章摘句，而且要从字縫中、要从反面意义中去寻找。

　　我們現在写工厂史、社史、村史、家史等等，这些历史的主人公不是剝削阶級，而是劳动人民，要找到前面所說的《鳴冤碑》那样的文字史料，是难上加难，或者根本找不到。

　　那么我們写村史、家史等等，是不是只能依靠人們的回忆、口述，沒有任何文字的史料可以收集了呢？

　　我看不尽然。劳动人民自己直接留下的文字史料是很少，甚至沒有。但是他們破过产、卖过田地房屋、借过債、租佃过地主富农的田地、卖过妻室儿女以至自身、送过儿子当雇佣或学徒，这些卖、借、租佃、被雇佣，都可能立下契約或字据，交給地主、富农、債主、雇主、业主。很多劳动人民一輩子就是在这类契約和字据中翻跟斗，翻不了身；他們的“一生苦楚难說尽”，也大都反映在这类契約和字据之中。封建剝削阶級的超經济剝削和极端残酷的压迫，往往是通过这类文书来实現的。

　　所以这类文书，应当成为劳动人民的村史和家史中的好史料。

　　这类史料，要从剝削阶級的手中去寻找。土改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可能有很多已經被焚毁了，但还是有。好些地主富农和其他剝削阶級分子，不是还埋藏着这类文书和帳簿，等候“变天”么？

　　这类史料不单农村有，城市也有。旧社会的店主、业主收学徒，总立下一张字据，写上“生死病残，各安天命”之类的条件，叫那些送儿子来当学徒的人打上“手印”，存入柜房。

　　行有行規，店有店規，这类文字記录，如果能找到，也是反映剝削和反剝削、压迫和反压迫的阶級斗爭史料。

　　这类字据和規約，即使难于收集到，但是还有人可能記忆得出来。如果能够收集起来，編入工人的家史、厂史、店史，也是很好的文字史料。

　　讀历史的人可能記得，一千九百年前的汉朝，有个农奴主出身的文人，名叫王褒，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名《僮約》，是記載他买一个农奴的經过和买券（即买身契約）的“券文”。这篇文章虽不过是王褒站在农奴主的立場，偶然写出来开玩笑的游戏文字，但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农奴主压迫农奴的情况。这也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好史料。

　　可見从劳动人民的本身找不到的文字史料，从剝削阶級的手中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写厂史、社史、村史、家史的人，除开直接訪問和記录口述以外，还应当尽可能去收集这样一类文字史料。

　　这类史料不但写村史、家史等等有用，写一般的社会历史和經济史，也是很重要、很有用的。

　　〔原載《前綫》1964年第4期〕

# 谈写作（吳晗）

　　小学生也要写作文，有的还写得很不錯，北京出版社在过去几年选輯了几批写得較好的文章，出了几本书，很受欢迎。

　　把这些出版的文章，仔細研究一下，有一个共同的規律，那就是全写的是小学生生活实际中的事情。小学生生活中实际中的事情，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校生活：老师、同学、班上、課外活动等等；另一个方面是家庭生活，家里的人：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扩大一点，还有同院的人、街坊、邻舍等等。超过这两个范围，要他們写外地、外国，写工业、农业（农村的小学生当然可以写一些）、商业、部队等就不行了，道理很簡单，因为他們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

　　写作必須写自己生活实际中的事情，而不去写那些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則，是应該为經常写作的人所理解的。

　　但是，可惜的很，若干年来，我們有不少作家并不懂得这样簡单的道理。特别是不少解放以前就写了不少作品的人，这十几年来，生活在城市里，尽管窗明几净，图书滿架，却写不出东西来，很苦恼，有的人錯誤地认为自己文才衰退了，有的人抱怨找不到合适的題材，其实，都不是这样。道理只有一条，他們脫离了当前火热的斗爭，沒有实际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二十二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話，已經提出了这个問題，并且解决了这个問題。他号召“……必須到群众中去，必須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二頁）事实也已經证明这十几年来，出版的較好作品，都是这样一些人写的，他們不是在部队中，就是长期在农村落戶的作者，或者，是长期到部队或农村体驗生活，有了感性知識的作者。从来沒有离开过城市的作家，不是写不出，便是写得很少，或是写得不很好。

　　現在，情况改变了，全国各地区的作家都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去了，离开城市了，到火热的斗爭中去了。这是一个好現象，可喜的現象。但是还必須要做到长期地而不是短期地，无条件地而不是有条件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要不是这样，下去了也还是写不出好作品来。

　　下去了，是好事。但还有問題。問題是下去以后，要“观察、体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級，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創作过程。”用什么东西来观察、体驗、研究、分析呢？社会現象是无比复杂的，有表面現象，有虛假現象，有眞实現象，不把表面的、虛假的揭开，是不能得到眞实的东西的。同样，发現的問題，也有重要的、主要的、次要的、无关的之分，不能恰当地作出区别，把它顚倒了，也是不行的，即使写出了东西，也不会眞实，不会好。

　　以此，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武装的問題，必須有正确的立場、观点，必須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以观察、体驗、研究、分析事物，才能够眞有所得，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創作过程，写出好的作品。

　　写作，重要的問題在于学习，一个是在火热的斗爭中学习，一个是向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

　　〔原載《前綫》1964年第5期〕

# 有“的”而后放“矢”（廖沫沙）

　　——讀廖初江同志的《带着問題学》

　　几年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成了很普遍的风气。这实在是我們的大好形势之一。

　　学习也同其他的劳动和工作一样。学得长久了，学的人多了，学习的經驗和方法，也就会发展和丰富起来。毛主席著作的本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方法，也可以成为一門科学。最近讀到解放軍的廖初江同志写的学习体会：《带着問題学》，就觉得实在是一篇学习方法的科学总結。說老实話，我讀过大半辈子书，也經常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現在看了廖初江同志这篇文章，却不能不承认，他远比我学得好，学得深，学得透，而且更可貴的是他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作出了科学的总結。

　　什么叫“带着問題学”？就是要有目的地学习。学习和讀书，的确有两种态度：有目的地学和无目的地学。前者是为了要解决自己在实践当中所遇到的問題而学习，后者是沒有什么問題，单純为学习而学习。这两种学习，不但态度不同，目的不同，效果也会不同。两个人同讀一本书，或同学一件事，如果学习的态度和目的不同，收获也就会大不相同。如果一个人是参加革命斗爭的，而且是很关心革命的实践問題的，另一个人却脫离革命的实践，也并不关心革命的实践問題，这两个人学习的結果，自然会是两样。

　　所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能不能学得好，第一个关鍵問題，是看你要不要革命，关心不关心革命的实践問題？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么你就会发現革命实践中的許許多多問題，就会为了要解决这些問題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比較容易学懂，并且会因为解决了有关革命的許多問題而感觉如得珍宝；就会愈学习愈有兴味，不知不觉养成坚持学习的习慣，非学习它不可。

　　这个道理，廖初江同志在“为什么要带着問題学”那一段中說得很好：“不带着問題学，就不能解决問題，就达不到学习目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是为了和自己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等非无产阶級思想作斗爭，是为了干好革命工作。”

　　这些就是他的学习目的，也就是他所带的根本“問題”。

　　学习或者讀书，确实有这样两种态度。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就指出过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純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第二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

　　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要有后一种态度，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能不能学习得进去，能不能坚持学习，能不能学习得好，就看你是“有的放矢”地去学习，还是“无的放矢”地去学习。什么是“的”，什么是“矢”？按照毛主席的說法，“的”就是革命的实际問題，“矢”就是毛主席的著作。“带着問題学”，就是带着革命問題的“的”，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解决問題的“矢”。

　　如果离开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果心里根本沒有要解决的革命問題，却要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那是很难学习得好，也学习不下去的。无的而放矢，天空里沒有飞鳥，放空箭能射下鳥来么？那是办不到的。

　　〔原載《前綫》1964年第6期〕

# 要什么样的“新”？（邓拓）

　　我們党提出的“推陈出新”的口号，这些年来在艺术創作的实践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各个部門的文艺工作者都很积极努力于“革新”和“創新”的工作。但是，究竟什么是“新”的？我們要的是什么样的“新”？这些問題实际上幷不是都已經完全弄清楚了，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混乱現象。

　　无論口头上或文字上，大家常常說要表現新人新事新时代，那末，这个“新”的含义和标准就得首先有个明确的交代。毫无疑問，我們所說的“新”，乃是指的社会主义的新。我們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时代，只有代表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的人和事，才是眞正的新人新事。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人对于“新”的看法都是如此呢？显然不是这样。

　　有一些人受了十八、十九世紀西方資产阶級文艺思想的影响比較深，他們认为“新”的文艺就是代表資产阶級革命和資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文艺。同时，他們还知道，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封建制度，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又妨碍了中国資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因此，他們得出結論，似乎中国还需要資本主义的文艺，帮助我們去肃清封建主义的遺毒。于是，他們一說起新的文艺，实际上主要的是說資产阶級的文艺，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他們贊成推陈出新，也只是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資本主义之新。目前有一些人对于文艺問題认識不一致，其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也有极少数甚至是个别人，自命为遺老遺少，一听說旧的要改造，要革新，要創新，他就一肚子不高兴，咬牙切齿地反对和咒罵社会主义的新文艺。他认为自己的老一套就好得不得了了，不管什么新的东西都不如他的好。这种个别的极端頑固保守的人根本不贊成推陈出新，就不必去說他了。

　　我們由此可以想見，在社会主义文艺創新的道路上是会遇到种种阻碍的，要想进行彻底的革命，要推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陈，而出社会主义之新，可眞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朝一夕是决难完成，非准备长期艰苦奋斗不可。

　　这里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教育和引导青年的一代，使他們认清什么是新的，我們要的是什么样的新，从而明确认識自己应該努力奋斗的道路。

　　不要以为青年人生活在我們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就自然而然会懂得这些看来十分浅显的道理。事情不会是这么簡单的。仅仅从平日看书的情况稍加分析，便知新与旧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势力对青年思想的爭夺是非常剧烈的，同时还不难看出青年人要辨别新与旧的本质不同也很不容易。誰能够相信新的书就都是好的，都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呢？誰又能够保证新书中就都沒有坏的內容呢？

　　事实上，有的书虽然看去是新的，內容却十分陈旧，或者是含有毒素的，甚至于是很坏的。我們怎么可以一律都把它們当做新书来看待呢？反过来，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除了新的版本以外，有許多都已經变成旧书了，我們难道能够把这些經典著作也当成旧书去看待嗎？

　　如果反复地加以分析，問題就很明白。我們要帮助青年同志們对于什么是新，要什么样的新，采取辯证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够辨别香花和毒草，才能够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而批判陈旧的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文艺。

　　〔原載《前綫》1964年第7期〕

# 谈演戏（吳晗）

　　戏是演給人看的，这个問題不会有不同意見。

　　但是，戏是演給什么人看的？为什么人服务？这就值得討論了。

　　在旧社会里，无論什么时代，总有那样一批不劳而食的寄生虫，飽食終日，无所用心，一不学习，二不工作，除了吃喝睡之外，消磨时間的方法之一就是看戏。剧作家为了这些人的需要，写的剧本往往多到三四十折，要三四个半天才能演完。这种戏，劳动者，无論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是看不起的。相反，在农村里，搭个草台，成本戏也只能演半个晚上，最受欢迎的还是折子戏；一場演几个，費时間不多，却享受到欣賞娛乐的效果。从演戏的折数和时間来說，貴族、官僚和劳动者看的戏是不完全一样的。

　　演戏的目的是为了单純地享受文化娛乐，还是有其政治目的？

　　戏剧是文化娛乐生活的一种，这也是不会有不同意見的。但是有沒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意見却不一定一致。

　　无論什么时代，戏剧总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封建社会里，統治阶級为了进行封建道德的教育，戏剧的主要題材只能是教忠教孝，假如把旧时代所有剧本作一个統計，便可以发現这类題材所占比重之大。

　　清朝后期慈禧統治的时代，宫廷的演出剧本，一类是遙远时代的历史戏，另一类則是虛无縹緲的神話戏，目的在于脫离現实政治，脫离当前現实斗爭，归根到底也还是为政治服务的。

　　但是，統治阶級毕竟沒有力量作到完全的控制，有些剧作者还是作了相应的斗爭，例如南宋初期秦檜主张对金人屈服，反对抗战，有一次演出的短剧就以只坐太师椅，至于二圣环（还，指迎回徽欽二帝）則置之脑后可也，进行了尖銳的諷刺；又如明朝严嵩当政的末年，有人就写了《鳴凤記》，演出后，看戏的县官怕得要死，直至得到严嵩罢相的消息，才有心思看完終場。这类例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說明了过去时代的戏剧确是有一部分反映現实政治生活，并且是为当前的政治斗爭服务的。

　　就是神話戏，也应区别对待，例如取材于《西游記》的《大鬧天宫》，就包含着深刻的反对封建統治的內容，在人世間反对皇帝的戏是不能演的，在神話戏里就可以演出反抗玉皇大帝和龙王、閻王的戏了。

　　故事戏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婚姻只能由父母作主，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剧《西厢記》，《墻头馬上》的主題却是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公然的反抗。

　　由此可見，即使是在旧时代，旧戏剧，演戏的目的，并不单純地为了文化娛乐，而是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不是进行封建道德的教育，就是隐蔽地进行反封建的斗爭，并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現代戏，針对当前时事，进行政治斗爭的。

　　最近一个时期，各地方剧种都在大力編、演現代戏，这是一件值得欢迎，鼓励的新风气，好現象。

　　能不能設想，处在社会主义建設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看的戏却是进行封建道德教育或者是进行資产阶級教育的，和現实生活、工作毫不相干，甚至是背道而馳的呢？

　　必須大量地編写、演出反映当前政治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現代戏，这是一条不可动搖的原則。我們的剧作家、艺术家应該有这样的雄心壮志，通过戏剧这一武器，从工农兵中来，到工农兵中去，表揚好人好事，抨击坏人坏事，突出地宣揚新时代的新道德，新风气，鼓干劲，爭上游，貫彻总路綫的精神，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步伐。

　　只要掌握了这一条，今天的戏是演給工农兵看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就可以达到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原載《前綫》1964年第8期〕

# 学和用要一致（廖沫沙）

　　准备自学的人，往往会提出这样两个問題：学什么和怎样学？

　　要解决学什么的問題并不难，只要把自己学习的大目标定下来了，按照目标的范围，該学什么便学什么。也許开始只有一个籠統的大目标，不知道从哪里学习起。这不要紧，学习的本身也是一个实践、认識、再实践、再认識的过程；人只要决心学习，决心钻进去，而且有一个学习的大目标，即使目标的具体內容不十分清楚，学着学着就会慢慢摸到学习的門徑和綫索。我們有一句古話，“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决心，“学什么”或者“从哪里学习起”的問題，都不难解决。

　　学习要不要有計划？有一个計划，当然好，定不出計划，也并不妨碍学习。在学习以前，就要先定出一个达到学习目标的具体的、准确的計划，是不可能的，只能参考前人或别人的学习經驗，訂个大体的計划，然后經过自己学习的实践，才能逐漸掌握該从哪里学习起，該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又該向哪里继續深入地学习。学习就像走路，在开步以前，就想把所要走的路程，每段路程将要見到或遇到的事物，都打听得明明白白，以便一往无前地順利地达到目的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别人尽管到达过你要到达的目的地，但是他出发的地点总不会和你相同，他走过的路程也不会同你完全一样；即使这两点一模一样，也还有各人主观条件的差别；达到目的地的路綫不会只有一条，誰能說它就是最适合于你的捷徑呢？况且在学习上从来是沒有捷徑可走的。

　　怎么学，是学习的方法問題。也同“学什么”和“从哪里学习起”一样，要經过自己的实践、认識、再实践、再认識。天下沒有同一的事物；同一的事物，在不同的阶段和条件下，也不会有同一的規律。因此任何一种具体的方法，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解决問題。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和基本的方法，却是我們学习的必由之路。那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唯物主义的认識論：“主观和客观、理論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統一”。（毛泽东：《实践論》）

　　这是对学习的一个正确的观点：学习是为了实践，为了用；学和用必須一致，因为理論和实践、知和行是統一的。这也是学习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学了就要用，用之中还要学；只有用，才能检驗你学得好不好；要眞正学好，就必須使用；学而不用，旣学不好，也等于不学。

　　学习的道路不外两条：一是从书本上学；一是在社会实践（阶級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驗）中学。不論通过哪一条路，都不能离开实践。我們为什么要学习？是为了认識客观世界，以便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改造我們的主观认識。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論》中說：“无論何人要认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沒有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参加变革現实的实践”。所以学习的一个根本不移的方法，是学习要結合实践，学了就要用。毛泽东同志还在《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一书中特别指出使用（实践）是学习更重要的方法：

“讀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爭学习战爭——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爭，就是从战爭中学习。革命战爭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干就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即使是讀书这种学习，要学好也得經过实践、經过使用。只讀书，不使用，即脫离实践，是学不好的。

　　我們說：“学用要一致”。这并不只是說：学了什么就要用于什么，而是指：学是为了用。学而不用，等于不学；也不会学好。

　　〔原載《前綫》1964年第9期〕

# 关心业余创作

　　創作，是各种表演艺术（戏曲、音乐、舞蹈等）的第一关，也有人叫它做“艺术生产的第一車間”。要繁荣艺术，必須抓創作。抓創作，一方面要更好地把专业队伍組織好；另一方面，就要关心和发展业余創作。

　　业余創作可以为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及时提供大量的材料。群众自己編写、自己演唱，这是群众文化生活的新現象。北京最近几个月以来就有四百个基层单位，創作和演出了近一千个节目。从这些节目看来，业余創作的作品，往往更能迅速反映現实革命斗爭，直接表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在业余創作中，也出現过具有相当水平的好作品，例如，获得一九六三年优秀話剧奖的《好榜样》和《柜台》，就是职工的业余作品；电影《停战以后》的剧本也是业余創作成功的；汕头地委书記余錫渠同志在下乡工作时曾为潮剧团写了三个反映阶級斗爭的大型剧本。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所以，鼓励业余創作，不仅是为了普及，也是为了提高文艺創作的水平所必須的。

　　业余的作者的特点是有較为丰富的生活体驗。他們生活在工农兵之中，熟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生活面貌，也了解群众的欣賞需要。因此，他們虽然并不掌握熟练的技巧，但写出来的东西却有血有肉，眞摯动人，富有生活气息，比較那些有技巧而缺乏生活的作品，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而且，許多业余作品实际上是集体創作，他們的創作多半是为了宣传鼓动的需要，很多是一人执笔，大家出主意，为了演出得好，演員观众都可以提意見修改，因此，就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磨练加工，使之漸漸完善起来。有些业余創作內容比較丰富，能为群众所喜聞乐見，道理就在于：这些創作实际上是群众智慧的結晶。

　　要发揮业余創作这些优越条件，必須經常注意对他們加以領导和提高，要給任务，指方向，出主意。同时要組織专业队伍去帮助和指导他們。毛主席曾經号召专門家要和作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們，指导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学习，从他們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門不致成为脫离群众、脫离实际、毫无內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閣。”这样做是很重要的。专业与业余相結合，是为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也是为了在提高的指导下更好地普及。

　　群众的业余創作，由于缺乏充裕的时間和必要的艺术准备，往往是比較粗糙的东西。这是不奇怪的。有些人对这些东西却很看不上眼。他們往往指摘这个、挑剔那个，嫌这些創作土气、幼稚，不肯认眞帮助，更談不到向它学习了。这是一种荒謬的态度。其实，只要想一想，不久以前，这些来自工农兵的业余作家大多数还是睜眼瞎子，根本被排斥了受教育和享受艺术生活的权利，而今天却能执笔写詩、編剧和作曲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难道还不值得我們热情地加以鼓励、帮助和欢迎嗎？从他們的創作中挑毛病，說他們土气，是很容易的。但这样做，只能表現自己对新生事物的无知和盲目。

　　不“土气”的作家，其实正是从土气中走过来的。历史上有名的作家艺术家有几个是从“科班”出身的？大多数的专門，正是通过业余創作显露了才能，才走上专門从事創作的道路，高尔基曾說：“我怀着信心期待着我們世界里出現杰出的、甚至天才的艺术家，我沒有忘記，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都曾經是幼儿。”在《給青年作者》一书中收集的高尔基給青年作家的五十三封信，表現了他对“文学幼儿”的极大关怀。他經常回答来信，連最幼稚的稿件也細心閱讀，誠恳地提出意見。因为他知道，“我一生中遇見过多多少少极有才能的人，他們仅仅因为在进取最紧张的时刻得不到支持和援助而毁灭了。”高尔基的态度，正是我們对广大群众业余作者应当采取的唯一态度。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經济的发展和群众文化生活的繁荣，业余創作队伍将越来越大，他們在整个文学艺术事业中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要消灭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而在广大群众身上則被压抑下去的現象。到那时，将沒有画家，只有把繪画作为自己活动之一的人。所以，业余創作活动是有极为远大的前途的。我們必須关心它、爱护它，使它在正确的方向指引下壮大成长，让我們的文学艺术在更加革命化群众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

　　〔原載《前綫》1964年第10期〕

# 谈学术研究（二）（吳晗）

　　最近有不少青年朋友来信、来訪，談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問題，如何着手作学术研究？

　　爭論之点在于到底应該先作专題研究，从写学术論文开始，来带动通讀应該、必需讀的书呢？还是相反，先讀完一些大部头的，基本的，非讀不可的专籍，有了基础知識，再在这个基础上，作专題研究呢？据說两方各有理由，爭持不下，书讀不下去，专題也沒有法子下手研究。

　　有一个典型材料，某地有一个文史研究所，招收了六七十个大学毕业生，分文、史、哲三部，研究生入所后沒有例外地都讀十三經，讀了三年多了，人人讀得头昏脑脹，越讀越糊塗，現在离結业不到一年时間了，要各就分配的专业，写出研究論文，才着了慌，提出上述問題，爭論了好久，得不到解决。

　　这个問題其实很簡单，容易解决。

　　第一，关于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为什么必需讀十三經，为什么要花三年多的时間去讀？責任在于这个研究机构的領导人。很难理解要研究生讀十三經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是为了过文字关，閱讀、理解古代文献必需能够掌握古人所运用的文字的話，那末，选择古文观止中較好較有代表性的三五十篇，用半年时間，熟讀精讀，也就可以了。不这样做，尽管把詩經、书經背熟了，对閱讀秦汉以后的文献，帮助并不太大。假如是为了打好基础的話，十三經也并不是研究文学、史学、哲学的基础书籍。

　　总之第一步就是錯了。

　　第二，是基础与专題的关系要摆得恰当。誰都知道要盖一所房子必得打好基础，不管是磚木結构，还是鋼筋混凝土結构，盖在沙滩上是不行的。房子愈高愈大愈重，基础就必需相应地結实、牢固。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无論是文、是史、是哲，都要打好基础，扎扎实实讀完一批必需讀的基础知識的书，这个过程是逃避不了的，是一定要經过的。有了較为广泛，深厚的基础了，第二步才是在这基础上进行专題研究。也还是同第一步一样，仍以盖房子为例，首先要規划好房子的用途，高度，形式，根据实用、經济、美观的原則，作好建筑設計，然后才能备料、施工。换言之，作专題研究也要先有題目，确定研究什么問題，这个問題前人研究过沒有，那些問題已經解决，那些还沒有解决。弄清楚了以后，就得沿着研究的方向閱讀大量的可能到手的专門紀載，扩大这个方面的知識領域。然后經过細心的认眞的綜合、比較、分析、才能动手写作。

　　学术研究本身是愉快的劳动，要掌握大量資料，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发言权，不打好基础，尽想偷懶，繞过第一步第二步，一动笔就打算作学术研究，是絕对不行的。

　　第三，更重要的是用什么立場、观点、方法去研究問題，也就是理論学习的問題。是用古人的封建地主阶級的呢？还是資产阶級的呢？无产阶級的呢？事物的現象是复杂的、紛繁的，有表面現象、假象、眞象；并且，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的，前后联系的，有发展，有变化；有重要、次要、支节之分；好之中可能有坏，坏之中也可能有好，要做得眞正能够提出問題，解决問題，就必需认眞学习运用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沒有这个武器，这个指导思想，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做不好的。

　　結論很簡单，作学术研究就要大量地讀书，讀专业的书，讀理論的书。作学术研究必需先打好基础，沒有坚实的基础就不能作专題研究。

　　〔原載《前綫》1964年第11期〕

# 革命与科学（廖沫沙）

　　六月九日，报紙上报导了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議，《人民日报》发表《用严格的科学态度来領导农业生产》的社論。讀了这个报导和这篇社論，觉得意义重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上的又一个革命。

　　这并不是解放以来我們在农村的第一次革命：土地改革是废除封建剝削制的革命；从互助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是把个体經济組織成集体經济的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发展綱要、水利建設、电气化和机械化等等，都是农业生产上革命性的措施；而現在农业区划工作的建立和推广，同样是农业生产上的又一次革命。阶級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驗，这三大革命在我国农村高度的結合，一定会使我們的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得到更大規模的发展。

　　农业区划工作，是对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經济条件进行科学的調查研究，以便更全面地掌握农业生产的規律，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我国的农业有几千年的历史，勤劳智慧的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上积累了很多可貴的經驗，但是在土地私有和个体經济的时代，既不能把这些好的經驗集中起来，加以系統化和科学化，又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对广大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資源进行全面科学的調查研究、綜合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总結和推广农民群众的先进經驗，更不可能发揮現代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与发展已有的經驗，大規模地、有目的地、有計划地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現在土地私有和个体經济对农业生产的这些限制，已經根本改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給生产力的革命打开了大門：我們可以更大規模地来认識自然界、征服自然界和支配自然界了。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五亿多农民的农业生产上，把革命精神和科学分析結合起来，进行这样大規模的革命性的科学工作，这难道不是伟大的革命么？

　　农业区划工作的影响所及不只是发展我国当前的和长远的农业生产，而且直接为农业科学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闊的新天地。人类同自然界的斗爭有几十万年，人在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劳动有几千年。經过这样长久的生产劳动，人才慢慢地认識到自然規律，并且运用这种規律来改造与征服自然界。时至今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征服的本領，已經进展到不但能当时或較近地影响自然界，而且“愈来愈能够估計到至少我們最普通的生产行为的較远的自然影响”。这是花了很高的代价得来的。恩格斯在他的《劳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本名著中，特别把人类征服自然所經历的波折，作了一长段叙述，这个叙述是这样开始的：“我們不要过于得意我們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們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們。每一次的这种胜利，第一步我們确实达到預期的結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常常正好把那第一个結果的意义又取消了”。当然这是指过去的事情了。我們現代的自然科学知識，已經足以使我們預計到“生产行动的較远的自然的影响”。

　　但是恩格斯叙述到这里，却不能不发出另一个感叹。尽管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識大大前进了，尽管人类改造与征服自然的本領已經能够达到“較远的自然的影响”，但是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农业科学）胜利前进的道路上，却横擋着一条跨不过去的鴻沟，那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現成的生产方式以及我們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这是指恩格斯当时所处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恩格斯說：“直到現在所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求得劳动的最近最直接的有用的效果”。

　　恩格斯所說的“現成的生产方式”，就是指私有財产、指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阶級。它們不但束縛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束縛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这些东西，在我們中国現在是被社会主义革命所摧毁了。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农业区划工作才能够在辽闊的中国土地上开展起来，而且为农业科学的发展开辟一个前途无限的新时代。

　　〔原載《前綫》1964年第12期〕

# 遇难而进（邓拓）

　　最近举行的京剧現代戏的观摩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人們普遍认为，这是京剧改革的巨大胜利。那些攻击京剧現代戏的若干論調，无論来自国外或是国內，在这个铁的事实面前，不能不宣告破产了。

　　在京剧現代戏演出的喧天鑼鼓声中，我們应該特别注意到許多京剧的內行人，尤其是京剧界的老前輩的意見。他們都很兴奋地說：这些的确是現代戏，也的确是京剧，所有京剧的唱腔、念白、做工等艺术程式的确都运用得很好。他們对于自己的子弟、学生們的演出，仔細观賞，一致表示滿意，如发現有一点毛病，就提出改进的建議。看起来，他們的建議是出于对京剧艺术事业的热爱；他們表示的滿意也是出于內心的眞正的滿意。

　　为什么这次京剧現代戏的演出，能够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功呢？这无疑地是由于党的堅强領导和明确的方針，是由于人民群众对于京剧改革的强烈要求，是由于京剧工作者們的一致努力的結果。这里边包含有非常丰富的經驗，可以作为我們在今后京剧改革和其他工作中的重要参考。其中，我认为有一条經驗是特别値得重視的，这就是不可遇难而退，而要遇难而进。

　　这一次演出中的成功之作，沒有不是經过一番艰苦的斗爭，經过許多挫折而后才得到胜利的。在創作和排练过程中，曾經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是，我們的同志沒有在这些困难面前屈服，而是勇敢地迎接困难，坚决向困难作斗爭，終于克服了困难。比如，曾經有人认为，在京剧現代戏中只能采用京剧的“流水”“散板”等若干小型的、簡便的調子；似乎不能采用“西皮慢板”“反二簧”等大型的、繁重的調子。这样就把京剧現代戏看成只是簡易的小戏，似乎永远成不了重头的大戏。如果眞的是这样，那末，京剧改革就只好注定失敗了，还有什么搞头呢？

　　然而，事实决不是这样。正因为估計到整个戏剧改革会遇到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其中又以京剧所遇到的困难最多，所以我們首先要集中力量，改革京剧，作出榜样，以便更順利地解决其他剧种的改革問題。从这一点来說，京剧改革一开始就已准备跟最大的困难做斗爭。如果沒有遇难而进的精神，就不可能担負起这个光荣的任务。

　　至于在京剧演現代戏的每一个具体問題上，大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就更多了。有人說，像《芦蕩火种》中阿庆嫂和刁德一斗智的那場戏，演起来很容易像話剧，很难像京剧。但是，事实如何呢？北京京剧团的同志們鼓足了干劲，遇难而进，頂着困难，努力創造，終于使这一場戏演得很精彩，为全剧生色，并被公认是很好的京剧。又如《箭杆河边》中老庆奎劝玉柱和劝二賴子的两大段唱工，起先也有人认为唱起来不容易唱好，恐怕很别扭，会損害戏剧的效果。而事实也不是这样。这两大段唱工把所有的观众都唱得感动了，一致的反映是好得很。这类事实还有許多，不必列举。这难道不是证明任何困难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嗎？

　　遇难而进的精神不但在京剧改革中是需要的，在一切革命工作中都是需要的。我們从这一次京剧現代戏的观摩演出中应該进一步认識到，一切困难在革命者的面前都将被击敗，不管什么艰苦的任务，只要有正确的方針和坚强的領导，大家不怕困难，遇难面^[33]进，就一定会胜利。

　　〔原載《前綫》1964年第13期〕

# 附錄

# 陈絳和王耿的案件（邓拓）

　　最近偶然翻閱了宋代魏泰的《东軒笔录》，觉得这一部书虽然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有片面頌揚过火的地方，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許多不恰当的責难，但是这一部书毕竟反映了宋代政治方面的不少材料，有一些历史掌故很有趣味，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比如，书中記載陈絳和王耿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案件的情节相当曲折复杂，我不想在这里全部抄引原文，以免一般讀者看起来很沉悶。这个案件中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陈絳，一个是王耿。而这两人的案件却又暴露了宋代封建政府用人行政的許多弊病。

　　陈絳是宋眞宗咸平年間的进士，官拜工部郎中。他是福建莆田人，后来就当了福建路轉运使。陈絳在福建，据說貪赃枉法，声名狼藉。当时临朝听政的明肃太后发觉了他的违法行为，責問宰相王沂公。这位宰相却一再支吾搪塞，最后迫不得已，又采取敷衍的态度，以致一錯再錯，充分暴露了他既无知人之明，又无料事的本領。

　　现在我們先听听明肃太后和宰相的一段对話吧。

太后問："福州陈絳赃污狼藉，卿等聞否？" 宰相答："亦頗聞之。" 太后問："旣聞而不劾，何也？" 宰相答："方外之事，須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諫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聞不实，即所損又大也。"

　　你看这个宰相多么无能！他官居宰相，旣然对于陈絳的犯法行为早有所聞，为什么却一直不加以查究，还用种种借口，推卸責任，不敢得罪人呢？他的唯一动听的理由是怕传聞不实，但是，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彻底查究实情，又怎么能够判明传聞的眞假呢？

　　不过，事情毕竟已被太后知道了，并且要他負責处理，于是，这位宰相就只好派了他认为得力的一个御史，名叫王耿的去福建。他却沒有料想到，这个王耿原来也是一个无能之輩。

　　刚巧在那时候，福建派了一名衙校奉送进貢的荔枝到了京城。王耿竟然向这个衙校打听福建的道路情形，衙校"应对詳明，动合意旨"。王耿一高兴就向他直接打听陈絳的罪行，衙校竟然哭訴陈絳的几十条罪状。王耿大喜，就把这个衙校收留在身边替他办事。这样，王耿还沒有出馬就已經上当了。

　　原来这个衙校暗地活动，賄賂了王耿的儿子。当王耿到达福建以后，冒冒失失地宣布了陈絳的几十条罪状。可是一一核对事实，才知道这几十条却是故意夸大和揑造的，同时衙校又揭发了王耿的儿子受賄賂的事实。这消息很快传到京城，明肃太后大怒，下令把王耿也关进了牢獄。于是这个案件就更加扩大了范围，內容也更加复杂了。

　　但是，讀历史的人只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仔細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間，吏治已經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沒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眞負責；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实际上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至于从根本上說，那末，这一切当然又都是由封建統治者的阶級特性所决定了的。

　　〔原載1961年6月22日《北京晚报》〕

# 鴿子就叫做鴿子（邓拓）

　　前些日子从石家庄到上海之間的传信鴿比賽消息，曾經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似乎因此特别喜欢鴿子，都打算养一对美丽的小鴿子加以訓练，并且創造了几个很好听的称呼，准备送給他們的鴿子。这些新的称呼是"和平信使"、"航空邮差"、"飞天信使"，还有"长途邮递員"。将来他們恐怕还要創造出更多更好听的名称，也說不定。

　　这倒引起我的許多感想来了。我国古代的人已經給鴿子起过不少名称。如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遺事》中有一段記載說：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鴿。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鴿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訝。”

　　大家可能对于张九龄都很熟識吧。讀过《唐詩三百首》的人都会背誦："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遙夜，竟夕起想思。"这就是张九龄的詩句。他是唐代非常有才干有远見的政治家和詩人。最早使用鴿子传书的就是他；"飞奴"则是他送給鴿子的最早的一个爱称。

　　后来又有人别出心裁，創造了另外的名称送給鴿子。如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中記載了如下两例："豪家少年尚畜鴿，号半天嬌人；又以其蠱惑过于嬌女艳妖，呼为插羽佳人。"这里所說的"半天嬌人"和"插羽佳人"当然更比"飞奴"的名称艳丽得多了。

　　但是，为什么要給鴿子起这么多奇怪的名称呢？这难道不是一些文人的无聊把戏嗎？本来鴿子只有汉語和梵語的两个名称是最普通的。据李时珍在《本草綱目》中的解释，"鴿名鵓鴿者从其声也"；"梵书名迦布德迦"。这就是說，汉語称为鵓鴿，是按照鴿子叫的声音而定的；印度的梵語则称为"迦布德迦"。外来的名称也可以不去管它，我們只用鵓鴿不是很好嗎？或者干脆就叫鴿子也很好，何必又要起那么多名称呢？

　　有人說，"起名儿"是一种"专門学問"，要根据对象的性格特征和它所起的作用来命名。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做一門学問，但是即便承认起名儿要有一点学問，也不必要起那么多名儿。因为人們对鴿子的性格可以有种种看法，对它的使用也可以有种种不同。有的书上說鴿子"性最淫"，有的說它"性最馴"；有的說它"溫柔"，有的又說它"矯健"，根本沒有一定的标准。人們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把鴿子作为和平的象征，因此叫它做"和平鴿"；但是，同时在外国軍队中又常常拥有大量的"軍用鴿"。这些所謂"和平鴿"、"軍用鴿"等等，实际上都不能算是名称的不同。名称都是"鴿"，只是形容詞不同罢了。这也证明事物的名称即便相同，而用途也仍然会有所不同，正如科学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爭一样。

　　其实，鴿子的用途还有許多种，不可能都按照它們的用途，分别起各种不同的名称。明代都卬在《三余贅笔》中說：

“北人以鵓鴿貯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鴿輒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負。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如果对每一种用途的鴿子都要起一个名称的話，那末，这种用途的鴿子难道就应該叫做"射柳鴿"嗎？而且，照这样推論下去，鴿子的名称恐怕就多得很了。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綱目》中說："人馬久患疥，食白鴿肉立愈"；"用白花鴿一只，切作小片煎之，可治消渴"；"以白鴿煮炙，飼儿，以毛煎湯浴之，可解痘毒"。难道这些药用的鴿子都非另起名儿不成？

　　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义，人們都很熟悉了，就不要标新立异，杜撰新名。所以鴿子也不需要那許多希奇古怪的名称，鴿子就叫做鴿子好了。誰要是高兴給自己心爱的小鴿子起一个小名儿，作为一种爱称，当然可以自由。但是請务必注意，不要用小名儿代替了鴿子的通称，以免使人莫名其妙，造成混乱。

　　〔原載1961年7月13日《北京晚报》〕

# 今年的春节（邓拓）

　　往年的春节都沒有像今年这么凑巧，刚好把立春这个节气和春节統一起来了。

　　照我国传統的农历来說，立春是全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到了立春的时候，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結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因此，从汉代以后，民間风俗在立春这一天，妇女們要用青色的綢子剪成春燕、春蝶等等形状，戴在头上，走往田野，迎接春天的到来。农民們在这一天的拂曉以前就該起来，手拿鋤头，走到地里，向着天上正南方的"房星"，即古代天文学家所謂"农祥"星的方位，用鋤头翻土，表示这一年辛勤的劳动已經开始了，并且必定能够取得丰富的收成。全国許多地方的民俗，大体都是这样。

　　为了表明人們对于劳动的重視，許多地区的农民家庭，无論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盘"。什么是"春盘"呢？它是用芹菜、韭菜、竹笋等組成的，表示勤劳、长久、蓬勃的意思。有的人家每个人还要咬一口生蘿卜，叫做"咬春"，以預防疾病。吃了"春盘"之后，还有一种有关农业生产的活动，就是"打春牛"。这个风俗是由北宋开始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曾經記載了"打春牛"的情形。

　　虽然这些风俗现在已經不再盛行了，也沒有再加以提倡的必要。但是，我們也应該承认，这些古老的风俗，并不是什么坏习慣，而是紧密地結合着农业生产的，表现我国历代农民勤苦劳动的优良传統。按照这样的传統，像今年的立春恰恰是除夕的这种情况，那末，这一年的春节显然就应該从头到尾充滿着紧张劳动的气氛，决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情緒了。

　　特别是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須蒸好够几天吃的饅头，叫做"万年粮"，以备春节期間每天食用。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不但可以儲备粮食，防止灾荒；而且可以使人人足食，国家富强。现在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儲备，那末，无論什么时候，那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呢？

　　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視粮食的儲备，粮仓制度成为历代政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的粮仓不足的地方，民間还有一些"义仓"等做后备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統治阶級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語。虽然他們大都是能說不能行，或者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这种設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

　　在整个春节期間，除了每天吃"万年粮"以外，有許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这是用黍子面或糯米和枣子做的，越粘就越好。据說，吃了这样的粘糕，生产和生活就能"年年高"。现在各地风俗仍然有吃"粘糕"的，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年都还有卖的，名称干脆就叫做"年糕"了。

　　至于春节貼春联、挂年画更是常見的，现在也同样很流行。因为春联和年画的形式，适合于我們的民族习慣，有了很久的历史。不过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艺术表现的手法，仍然需要继續改进，现在已有的成績还不能令人滿意。

　　〔原載1962年2月4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