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中国古典文献

宋史 卷一百八十

◎食货下二^[1]钱币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

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明年，转运副使张谔言：「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请市夷人铜，斤给铁钱千，可以大获铜铸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输银绢，候铜钱多，即渐令输之。」 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然铜卒难得，而转运副使聂咏、转运判官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则全取铜钱。诏如所请。咏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益以为苦，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诏使臣吴承勋驰传审度。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多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谊责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勋复命。二年，遂令川峡输租榷利勿复征铜钱。宋咏祥等皆坐罪免。既而又从西川转运使刘度之请，官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后竟罢之。

平广南、江南，亦听权用旧钱，如川蜀法。初，南唐李氏铸钱，一工为钱千五百，得三十万贯。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言：「江南旧用铁钱，于民非便。今诸州铜钱尚六七十万缗，虔、吉等州未有铜钱，各发六七万缗，俾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于升、鄂饶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铜钱既不渡江，益出新钱，则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除铜钱渡江之禁。」从之。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干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

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八年，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补钊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然民间犹杂用旧大小钱。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寻罢铸，而官私所有铁钱十万贯，不出州境，每千钱与铜钱七百七十等，外邑邻两浙者亦不用。

雍熙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每贯及四斤半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干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

端拱元年，内侍萧延皓使岭南还，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且言多与蛮人贸易，侵败禁法。因诏察民私铸及销镕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

江北诸州所用钱非甚薄恶者，新旧大小兼用。江南虽用旧大钱，淳化四年，乃诏每贯及前诏斤数、有官监字号者皆许用，不分新旧。

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坚请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遣诣川峡路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铁钱悉辇送官。民间小钱许送监，计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才成三千余贯，众皆以为不便。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罢冶铸。五年，安易复请，不许。第令川峡仍以铜钱一当铁钱十。

荆湖、岭南民输税须大钱，民以小钱二或三易大钱一，官属以奉钱易于民以规利。诏自今吏受民输，但常所通行钱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钱换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

咸平初，又申新小钱之禁，令官置场尽市之。旧犯铜禁，七斤以上处死，奏裁多蒙减断，然待报常淹缓。四年，诏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从第减。

景德四年，诏曰：「鼓铸钱刀，素有程限，悯其劳苦，特示矜宽。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岁量支率分钱以备医药。」十二月，令铸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诏：犯铜、鍮石，悉免极刑。

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京师、升鄂杭州、南安军旧皆有监，后废之。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

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二十五斤八两，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后以铁重，多盗熔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易赍，铁少则镕者鲜利。」于是诏减景德之制，其见使旧钱仍用如故。岁铸总二十一万贯，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由此钱重而货轻。

景祐初，诏三司以江东、福建、广南盛输缗钱合三十余万易为金帛，钱流民间。

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申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铸万缗，逾月裁得万钱。申性诡谲，少成事，自度言无效，乃求为江东转运使，欲用其法于江州。朝廷从之，因诏申即江州铸百万缗，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无成功。

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至是改元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复冠以年号如旧。

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

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转运使高易简不俟诏，置铁钱务于泉，欲移铜钱于内地；梓州路转运使崔辅、判官张固亦请即广安军鱼子铁山采矿炭，置监于合州，并销旧小钱以铸减轻大钱，未得报，先移合州相地置监。州以上闻，朝廷以易简、辅、固为擅铸钱，皆坐贬。

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什六，钱轻货重，患如陕西。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之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

庆历末，叶清臣为三司使，与学士张方平等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谘怨，久之始定。方大钱之行，有刘羲叟者语人曰：「是于周景王所铸无异，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语在本传。

时兴元府西县增置济远监。而韶州天兴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诏即其州置永通监。后济远监废，仪州博济监既废复置。

皇祐中，饶、池、江、建、韶五州铸钱百四十六万缗，嘉、邛、兴三州铸大铁钱二十七万缗。至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七十万缗，而嘉、邛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独兴州铸钱三万缗。

熙宁初，同、华二州积小铁钱凡四十万缗，诏赐河东，以铁偿之。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奏：「自行当二钱，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京西转运使吴几复建议：郢、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铜铅积于淮南，若由襄、郢转致郢、唐等州置监铸钱，可以纾钱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议遂寝。后乃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铸钱监，江西、湖南十五万缗、余路十万缗为额，仍申熟钱斤重之限。又以兴国军、睦衡舒鄂惠州既置监六，通旧十六监，水陆回远，增提点之官。

时诸路大率务于增额：韶惠州永通、阜民监旧额八十万，至七年，增三十万，及折二凡五十万；后卫州黎阳监岁增折二凡五万缗，西京阜财监岁增市易本钱凡十万缗，兴州济众监岁增七万二千余缗，陕西三铜钱监各岁增五万缗。而睦州则置神泉，徐州则置宝丰，梧州以铅锡易得，万州以多铁矿，皆置监。又诏秦凤等路即凤翔府斜谷置监，已而所铸钱青铜夹锡，脆恶易毁，罢之。然私钱往往杂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诏禁私钱，在官恶钱不堪用者，别为模以铸。商、虢、洛南增三监，耀、鄜权置两监，通永兴、华、河中、陕旧监为九，以给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听改铸一年罢；商、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听久置；鄜州等五监候罢改铸，并其工作归永兴等四监，专铸大钱，所铸大铁钱约补及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

八年，诏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于是知太原韩绛请仿陕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铸之弊。

初，薛向铸铁钱于陕西，后许彦先铸于广南。既而民不便用，神宗欲遂罢之，王安石固争，乃诏京师畿内并罢，其行于四方盖如故。元丰以后，西师大举，边用匮阙，徐州置宝丰下监，岁铸折二钱二十万缗，转移陕府。

于时，同、渭、秦、陇等州钱监，废置移徙不一，铜铁官多建言铸钱，事不尽行，而又自弛钱禁，民之销毁与夫阑出境外者为多。张方平尝极谏曰：「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岁鼓铸至百万缗。积百年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令敕具载，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镕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数，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如嘉祐编敕；罢徐州宝丰鼓铸；诏户部条诸监之可减者，凡增置铸钱监十四皆罢之。

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议限东行，有税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许易二分，人毋得过五千。八年，命公私给纳、贸易并专用铁钱，而官帑铜钱以时计置，运致内郡，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仍定加饶之数，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在京、余路四千。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至是，乃复增定加饶之数行焉。

折二铜钱又定钩致之法。初欲复旧，止行于本路。议者谓：「关东诸路既已通行，夺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陕右所用折二铁钱，止当一小铜钱，即折二铜钱尽归陕西，不直般运费广，猝难钩致，且与铁钱一等，虑铁钱转更加轻。」乃令折二铜钱宽所行地，听行于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阳、许、汝、郑、金、房、均、邓等州，余路则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间者听以输买纳，在官帑者以输上供，即非沿流地或素无上供者，所隶运司移发输京师。寻诏更铸小铜钱。河东安抚、提刑司言：「顷绛州垣曲县置监鼓铸铜钱，费且不给，今已废监，又禁折二铜钱不通行，非便。」乃听行使如旧。

供备库使郑价使契丹还，言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未闻轻重之弊。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浸轻。元符二年，下陕西诸路安抚司博究利害。于是诏陕西悉禁铜钱，在民间者令尽送官，而官铜悉取就京西置监。永兴帅臣陆师闵言：「既拣毁私钱，禁铜罢冶，则物价当减。愿下陕西州县，凡有市买，并准度铜钱之直，以平其价。」诏用其言，而豪贾蓄家多不便。

徽宗嗣位，通判凤州马景夷言：「 陕西自去年罢使铜钱，续追官措置钱法，未闻有深究钱币轻重灼见利害者。铜钱流注天下，虽千百年未尝有轻重之患。独铁钱局于一路，所可通交易有无者，限以十州之地，欲无滞碍，安可得乎？又诸州钱监鼓铸不已，岁月增多，以鼓铸无穷之钱，而供流转有限之用，更数十年，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又倍于今日矣。谓宜弛其禁界，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盐地州县并许通行折二铁钱。如此则流注无穷，久远自无轻重之患。」继而言者谓：「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当公私匮乏之时，诸路州县官私铜钱积贮万数，反无所用。」乃诏铜铁钱听民间通行，而铜钱止用籴买。

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钱轻重稍均，即听兼铸。崇宁元年，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言：「江、池、饶、建钱额不敷，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三十余万斤，计增铸钱十五万九千余缗。所铸光明坚韧，与见行钱不异。」诏可。然课犹不登。二年，居厚乃请检用前后上供铸钱条约，视其登耗之数，别定劝沮之法。

会蔡京当政，将以利惑人主，托假绍述，肆为纷更。有许天启者，京之党也，时为陕西转运副使，迎合京意，请铸当十钱。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募私铸人丁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谓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所铸铜钱通行诸路，而陕西、河东、四川系铁钱地者禁之，第铸于陕西铁钱地而已。

自熙宁以来，折二钱虽行民间，法不许运致京师，故诸州所积甚多。至是，发运司因请以官帑所有折二钱改铸折十钱。三年，遂罢铸小平钱及折五钱。置监于京城所，复徐州宝丰、卫州黎阳监，并改铸折二钱为折十，旧折二钱期一岁勿用。大严私铸之令，民间所用鍮石器物，并官造鬻之，辄铸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诸路转运司于沿流顺便地，随宜增置钱监，俾民以所有折二钱换纳于官，运致所增监改铸折十钱。二广产铁，令鼓铸小铁钱，止行于两路；其公私铜钱兑换运输元丰库，仍于浔州置铁钱监，依陕西料例铸当二钱。

四年，立钱纲验样法。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来上，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乌背，书画分明。时赵挺之为门下侍郎，继拜右仆射，与蔡京议多不合，因极言当十钱不便，私铸浸广。乃令提刑司岁较巡捕官一路所获多寡，继令福建、广南毋行用，第铸以上供及给他路。凡为人附带若封识影庇私铸钱者，悉论以法，毋得荫赎。其置铸钱院，盖将以尽收所在亡命盗铸之人，然犯法者不为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并以折十钱为折五，旧折二钱仍旧。虑冒法入东北也，今以江为界，淮南重宝钱亦作当五用焉。

五年，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钱留本路；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俄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其创置铸钱院及招置钱户并停。继复罢铸当十二分之令，尽铸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通宝钱所铸未多，在官者悉封桩，在民间者以小平钱纳换。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时钱币苦重，条序不一，私铸日甚。御史沈畸奏曰：「小钱便民久矣。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当十鼓铸，有数倍之息，虽日渐之，其势不可遏。」未几，诏当十钱止行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俄并畿内用之，余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偿以小钱，换纳到者输于元丰、崇宁库，而私钱亦限一季自致，计铜直增二分，偿以小钱，隐藏者论如法。寻诏郑州、西京亦听用折十钱，禁贸易为二价者。东南诸监增铸小平钱，以待偿钱，而私钱亦改铸焉。

折十钱为币既重，一旦更令，则民骤失厚利。又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尽输于官，冒法私贩。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纳不拣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钱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钱，计小平钱三，以小钱易于官，在京以四小平钱易之。京师出纳及民间贸易，并大小钱参用，而私铸小平钱辄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赏，越江、淮入汴钱至京者，一依当十钱法。御史张茂直请严私贩当十之令，纲舟载卸，皆选官监索，保无藏匿，舟车兜担，即疑虑私贩者，并听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铸转入淮、浙、京东等路者，所由州县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

大观元年，张茂直复言：「州县督捕加峻，私小黄钱投委江河，不敢复出。请令东南州县置水匮封键于阛阓中，听民以私钱自投，如自首法。当三、当五钱，舟船附带者，亦多弃之江河，请下诸路捞漉。」

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

京之初为折十钱，人不以为便，帝亦知之。故崇宁四年以后，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诏谕中外。京再得政复行之，知盗铸者必众，将威以刑。会有告苏州章𫄧盗铸数千万缗，遂兴大狱。初遣李孝寿，又遣沈畸、萧服，末以命知苏州孙杰、发运副使吴择仁。𫄧坐刺流海岛，连坐者十余人，时皆冤之。于是颁行大观新修钱法于天下，申命开封府尹少、外路监司，各分州郡举行，按举能否，月检会法令，使民知禁。用孙杰言，盗铸依淮东重法地，囊橐强盗之家，籍其财以待赏，居停邻保并均备告验；私钱依私茶法；给随行物；州常桩盗铸赏钱五千缗，州县稽于施行，监司失察，不以赦原。是岁，京畿既置钱监，乃专铸当十大钱，而小平钱则铸于诸路。既而当十钱少，复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

明年，令江、池、饶、建州钱监，自来岁以铸当十五分铸小平钱。申严私铸之法，即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者，虽轻以违制论，载御物者同之。初，崇宁五年，始禁陕西铁钱行于兴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铁钱猥多，禁陕西铁钱入蜀。有董奎者，为走马承受，遂令以铁钱三折铜钱一。事闻，责奎以妄肆胸臆，致币轻物重，奎遂即罪。

三年，申当十钱行使之令，益以京东、京西，而河北并边州县镇砦、四榷场及登、莱、密州缘海县镇等皆禁。时蔡京复罢政矣。四年，诏：「鼓铸当十钱多，虑法随以弊，其止铸旧额小平钱。」张商英为相，奏言：「当十钱为害久矣。旧小平钱有出门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货，交易得钱，必大半入中末盐钞，收买告牒，而余钱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内外交相养。自当十钱行，以一夫而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为滞货，盐钞非得虚抬之息则不行。臣今欲借内库并密院诸司封桩绸绢、金银并盐钞，下令折十钱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给银绢各一匹两，限竟毋更用。俟钱入官，择其恶者铸小平钱，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则钱法、钞法不相低昂，可以复旧。」

利州路提刑司言：「旧铜铁钱轻重相寻，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颇类陕西。欲将折二大铁钱以一折一，虽稍减钱数，钱必稍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

政和元年诏：「钱重则物轻，钱轻则物重，其势然也。今诸路所铸小平钱，行之久而无弊，多而不壅，为利博矣。往岁图利之臣鼓铸当十钱，苟济目前，不究悠久，公私为害，用之几十年，其法日弊而不胜。奸猾之民规利冒法，销毁当二、小平钱，所在盗铸，滥钱益多，百物增价。若不早革，即弊无已时。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以为定制。尚虑豪猾惮于折阅，胥动浮言，可内自京尹，外逮监司、郡县，悉心开谕。」

自当十钱行，抵冒者多。大观四年，星变，赦天下。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之。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

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复用转运司及提刑司参领其事，衡州熙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监暨广南皆铸焉。二年，江南东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三年，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

政和元年，钱轻物重，细民艰食，诏：「应陕西旧行使铁钱地，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夹锡钱同之，毋得分别。见存铁钱，毋改更铸夹锡，河东官私折二、夹锡钱同之。」

童贯宣抚陕西，以诏亟平物价，帅臣徐处仁切责其非，坐贬。钱即经略鄜延，抗疏言：「详考诏旨，谓铁钱复行，与夹锡并用。虑奸民妄作轻重，欲维持推行，俾钱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胁制百姓，顿减物价于一两月之间。今宣抚司裁损米谷、布帛、金银之价，殆非人情。徐处仁言虽未尽，所见为长，望速询其实。如臣言乖谬，愿同处仁贬。」诏即妄有建明，毁辱使命，谪置偏州。寻亦罢行夹锡钱，且禁裁物价，民商贸易，各从其便。继而童贯复请与旧法铁钱并折二通行。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采、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时关中钱甚轻，夹锡欲以重之，其实与铁钱等，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

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精善，请复铸如故。广西、湖北、淮东如之，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式焉。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未几，以夹锡钱不以何路所铸，并听通行。

陕西用「政和通宝」旧大铁钱，与夹锡钱杂。虑流转诸路，四年，诏毋更行用，致令诸监改铸夹锡钱，在民间者赴官换纳。郑居中、刘正夫为相，以为不便，令淮南夹锡钱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罢鼓铸，夹锡钱悉辇桩关中。寻诏河东、陕西外，余路并罢；俄诏并河东罢铸夹锡钱，止用旧法鼓铸。重和元年，权罢京西铸夹锡钱，继以关中籴买，用之通流，复命鼓铸，专给关中。夹锡行，小民往往以药点染，与铜钱相乱，河北漕臣张翚等尝坐贬焉。

先是，江池饶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于旧，而官吏稍廪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寻复旧，泉司供给铜、锡六十五万余斤。

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赣、饶二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得不偿费，罢鼓铸，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阙额衣粮水脚之属，凑为年计。十三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治，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2]无铜可输者，至熔钱为铜，然所铸亦才及十万缗。

二十四年，罢铁钱司归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曹钱八万缗为铸本，岁权以十五万缗为额。复饶、赣、韶铸钱监，以漕臣往来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废，复以户部侍郎荣薿提领，许置官属二员。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税外，不得添铸。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

以李植提点铸钱公事，植言：「岁额内藏库二十三万缗，右藏库七十余万缗，皆至道以后数也。绍兴以来，岁收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百斤，仅可铸钱一十万缗。诸道拘到铜器二百万斤，附以铅、锡，可铸六十万缗。然拘者不可以常，唯当据坑冶所产。」下工部，权以五十万缗为额。又明年，才铸及十万缗。今泉司岁额增至十五万缗，小平钱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东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课利钱、木炭钱、锡本钱，约二十一万缗，比岁所收不过十五六万缗耳。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以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本司，铜三十九万五千八百斤，铅三十七万七千九百斤，锡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铁二百三十二万八千斤，比岁所榷十无二三。每当二钱千，重四斤五两；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视旧制，铜少铅多，钱愈锲薄矣。

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3]乾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寻复置。八年，饶州、赣州复名置提点官。以新铸钱殽杂，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部工部长贰官责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广间多毁钱，夹以沙泥重铸，号「沙尾钱」，诏严禁之。淳熙二年，并赣司归饶州。庆元三年，复禁铜器，期两月鬻于官，每两三十。湖州旧鬻监，至是官自铸之。^[4]复神泉监，以所括铜器铸当三大钱，隶工部。

旧额，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5]而每年退却六十万，三年一郊，又以一百万输三司，是内帑年才得十一万六千余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余缗。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桩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

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元年，三省言：「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矣。」

淮南旧铸铜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六年，先是，以和州旧有钱监，舒州山口镇亦有古监，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于是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6]且铸折二钱。以发运司通领四监。^[7]子中所领三监，岁合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美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八年，以江州、兴国军铁冶额亏，守贰及大冶知县各降一官。

淳熙五年，诏舒州岁增铸十万贯，以三十万贯为额；蕲州增铸五万贯，以十五万贯为额。如更增铸，优与推赏。御史黄洽言：「兴天下之利者，不穷天下之力。舒、蕲岁铸四十五万不易为也。又有增铸之赏，恐其难继。」诏除之。八年，以舒州水远，薪炭不便，减额五万贯。明年，又减十万贯，与蕲州并以十五万贯为额。十年，并舒州之宿城监入同安监。十二年，诏舒、蕲铸铁钱，并增五万贯，以「淳熙通宝」为文。

光宗绍熙二年，减蕲春、同安两监岁铸各十万贯。嘉泰三年，罢舒、蕲鼓铸；开禧三年，复之。

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铜钱一折铁钱四，禁之。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其铜钱输送行在及建康、镇江府。凡沿江私度及边径严禁漏泄，及于边界三里内立堠，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铜钱，如两淮例。京西、湖北之铁钱，则取给于汉阳监及兴国富民监，后并富民监于汉阳监，以二十万为额。

前宋时，川、陕皆行铁钱，益、利、夔皆即山冶铸。绍兴九年，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后又铸折二钱。淳熙十五年，四川饷臣言：「诸州行使两界钱引，全籍铁钱称提，止有利州绍兴监岁铸折三钱三万四千五百贯有奇，邛州惠民监岁铸折三钱一万二千五百贯。今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五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乞从鼓铸。」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若四川铜钱，淳熙间易送湖广总所储之，后又交卸于江陵。

宝庆元年，新钱以「大宋元宝」为文。端平元年，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钱当二并小平钱并以「嘉熙通宝」为文，当三钱以「嘉熙重宝」为文。

淳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鉟销，犹可以上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于是复申严漏泄之禁。

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鍮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鉟销之奸知畏矣。香、药、象、犀之类异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服御之间昭示俭德，自上化下，风俗丕变，则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从之。

十年，以会价低减，复申严下海之禁。^[8]宝祐元年，新钱以「皇宋元宝」为文。